【3月19日钢材新闻连连看】钢贸商贷款调查：银行大念紧箍咒

　　需求复苏不明显 钢价或震荡缓慢上行　　国内钢市：后期风险不可忽略

　　3月份钢市分析及后市预测　　钢市“拐点说”引争议 贸易商左右为难

　　金三银四 钢价要涨还得涨　　社会库存缓慢下降 难以支撑钢价大涨

　　“向钱葱”接棒“蒜你狠”　　　葱价暴涨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刘志军口头承诺未兑现 马钢动车梦碎陷入困境

　　“武钢养猪是重蹈历史覆辙。”3月1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称，这是一个事关央企改革方向的事情，必须引起决策者的警惕。

　　张认为，央企改革的大方向是股份制改革，“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与国企改革路线相悖

　　《21世纪》：你认为武钢发展非钢主业的举措与当前国企主辅分离改革的路线相悖吗？

　　张文魁：这两者是相悖的。当前，包括武钢在内的一些国有企业，当主业不好时，左冲右突，抓一堆业务来搞，等于是在重蹈历史覆辙。

　　我去一些企业考察过，发现当企业的主业处于经济周期的低谷时，就去加大投资非主业。武钢今天做的事情，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国企都干过。例如，那时候煤炭企业主业不好，不去挖煤，都去腌咸菜，搞第三产业。首钢、鞍钢当时也搞了一堆第三产业，今天，这些产业成为被改革的对象，要求剥离。

　　《21世纪》：但是钢铁主业的确在亏损，当主业亏损时，企业有盈利压力，适当发展相关产业是否可以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张文魁：在短时间内，企业扩大投资利润较高的业务，的确可以获得回报，但都是暂时的。每一个行业都有其经济周期性，将来，当这些第三产业、辅业处于经济周期的低潮时，所带来的问题，恐怕要付出数倍的代价去解决。

　　武钢发展非钢产业，本质上说，不是钢铁主业与非钢产业的问题，而是一个行业如何战胜经济周期的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武钢加大投资非钢产业，是战胜不了经济周期的，只不过在重复昨天的故事。今天搞了一堆非钢产业，几年、十几年后，又要费大力气去剥离这些业务，局势只会更严峻。

　　《21世纪》：为什么不看好武钢发展非钢产业？

　　张文魁：非钢产业也有低谷的时候，养猪自杀的人也不在少数。钢铁也有黄金时期，你要知道，五年前，无数人想搞钢铁进不来。

　　我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有经济的历史表现进行研究，不难发现，国有经济状况呈现明显的周期波动特征。这种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不是很大，但与产业结构变化和产业竞争格局变化的关系非常大。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快速的轻纺工业化将国有企业带入鼎盛时期，但随着轻纺工业化高峰期结束，以及大量非国有资本进入轻纺工业领域，导致产业膨胀速度放慢、产业利润率降低，国有企业于九十年代开始逐步走下坡路，在九十年代末的产业结构大变化的前夜陷入深深的困境。

　　本世纪以来，快速的重化工业化将国有企业带入又一个鼎盛时期，由于上世纪末三年改革攻坚中许多轻纺行业的国有企业已经民营化或者退出市场，而保留下来的多是重化工业企业，所以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能享受快速重化工业化送来的“蛋糕”。

　　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与轻纺工业化的历史规律一样，重化工业化的高峰期也可能在若干年内结束，届时中国的产业结构将面临新一轮重大调整，集中于重化工业领域的国有企业又将进退失据。武钢今天的举动，就是这一迹象的体现，我们应该格外警惕。

　　必须进行股份制改革

　　《21世纪》：钢铁企业的确正在陷入困境，是不是意味着国有企业新一轮经营困境正在来临？

　　张文魁：是的。我判断，钢铁企业亏损这种情形将会持续下去，并且会向其他行业蔓延，结果将是许多行业的利润率持续下降，一些国有企业开始出现亏损而且亏损面和亏损额越来越大，从而有可能将国有经济带入新一轮困境。

　　《21世纪》：武钢这样处于经济周期低谷的国企，如果不去做非钢产业，如何获得抵抗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

　　张文魁：作为一家企业，只有专注于主业，并通过改革获得抗周期风险的能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

　　《21世纪》：如何改革才能不至于陷入更深的困境？

　　张文魁：必须进行产权改革、机制改革。我有必要澄清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内涵。加强和完善对国有企业的业绩考核、改进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体系、对国有企业高管岗位实行竞聘，在国有独资公司建立有外部董事的董事会，以及将国有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当中，都有意义，但如果说这些行动在十年前、二十年前还能称为改革的话，目前阶段严格来说这些并不属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范畴。十年前、二十年前在这些方面所作的探索，结果证明并不能根本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

　　目前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是国有大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多年来，公司运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商业化，也就是所谓的面向市场。但是，国有企业能否真正与市场经济相容，不但取决于公司运营的商业化，更取决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商业化。

　　而现在问题的要害在于，缺乏股权结构多元化作基础，即使在国有企业中建立董事会，甚至董事会中有相当比例的外部董事或者独立董事，仍然无法形成可持续的商业化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