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问题成为悬在中国钢铁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里斯剑’。”

　　“包括宝钢在内的中国大型钢铁企业没有一家称得上是跨国公司。”

　　“因钢铁企业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与抗议事件频发，钢铁业正从各级地方政府眼中的‘香饽饽’变成遭到全面围剿的‘臭豆腐’，好吃但不好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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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比喻式的“剖析”，让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乐江在5月8日召开的第七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上格外引人注意。在他看来，当前困扰钢铁行业的微利经营，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和必须承受的“阵痛”。

　　“只有经历这一阶段，企业才有动力进行产品开发和提升服务水平，追求差异化优势；才有压力实施专业化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市场份额；才有主动性去改变原有的单纯依靠要素投入追求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进而改变整个行业的经营模式。”徐乐江表示，要实现阶段的跨越、实现转型升级，需要迈过三道“槛”。

　　第一道“槛”：平衡发展模式

　　徐乐江坦言，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钢铁业发展模式的最大特征就是“粗犷式”，这一模式完全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模式相一致。长期的粗犷式发展已使中国钢铁业的发展模式严重失衡，这种失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规模扩张方式的失衡。钢铁产能规模的扩大高度依赖于“跑马圈地”式不断增加的外延建设投资，依靠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比重偏低。

　　组织结构的失衡。尽管中国钢铁产业中民营资本的比重已经达到了41%，但企业组织结构严重失衡，大中型钢铁企业绝大多数仍为国企，民营钢企多为中小企业。在全国28家500万吨以上规模钢铁企业中，民营钢企占10席，且前10中只占2席。

　　产品结构的失衡。钢铁企业产品结构高度雷同化，只要一个产品(比如说电工钢)市场热销，不出几年各企业都会上马相同产能。各企业出口结构也高度雷同，大多仍是低附加值产品并且在国际市场上自相残杀。

　　产业布局的失衡。中国钢铁产业高密度分布在华北、东北等内陆缺水地区，供给和需求在区域上脱节，华南、西北等地区产能布局不足。

　　资源供需的失衡。中国钢铁原料资源的开发和供应速度远落后于生铁产量的增长速度，造成铁矿石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资源问题成为悬在中国钢铁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里斯剑”，是中国钢铁业永远的“痛”。

　　第二道“槛”：国际化

　　“尽管中国钢铁企业占居全球最大钢铁企业前10强的半数以上份额，但包括宝钢在内的中国大型钢铁企业没有一家称得上是跨国公司，这与欧美、日韩大型钢铁企业是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徐乐江表示。

　　他认为，国际化是衡量产业是否强大的一个指标，但这却是中国钢铁业目前最大的软肋。在国际化问题上，虽然中国钢铁企业孜孜以求，不懈探索，但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长期在低层次上徘徊，主要表现在：一是仍然以产品国际化为主要形式，海外销售收入基本就是产品出口收入；二是资本国际化高度局限在海外资源投资方面，资源投资的目的是确保国内生产安全，其实质仍是一种国内经营的思维，海外制造投资破局困难；三是经营全球化即全球价值链优化的高端国际化尚未进入中国钢铁企业的视野。

　　目前，中国钢铁业已经完成规模扩张的使命。国内市场的饱和及微利化的生存压力迫使中国钢企谋求全球化发展，中国钢铁业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如何在海外投资建厂拓展海外市场，以及怎样利用当地低成本优势来整合全球资源等层面上。“对于中国钢铁企业来说，国际化的战略选择最终应该表现在如何实现价值链扩张的层面上。因此，国际化是中国钢铁产业实现由大到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未来10年内必须迈过的一个‘槛’。”徐乐江说。

　　第三道“槛”：资源环境

　　钢铁业是典型的高能耗、高排放的资源密集型产业，钢铁工业在促进人类的文明进步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但它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目前仅以全球不到8%的经济总量却生产了全球超过45%的钢铁份额，这么庞大的钢铁产品除了绝大多数在中国消费外，还有很大数量是以“中国制造”的形式直接或间接输往全球。

　　“中国钢铁业不仅对本国也对全世界的资源需求和环境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对中国钢铁企业来说，尤其重大。”徐乐江表示，目前中国钢铁企业正面临来自政府、民间和企业自身的三重压力。

　　从政府层面来看，降低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已列入对地方政府的刚性考核目标，钢铁作为能耗和排放大户，是地方政府为完成业绩考核而重点限制的对象。从民间层面来看，城市钢铁企业周边的民众对环境日益敏感，因钢铁企业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与抗议事件频发，钢铁业正从各级地方政府眼中的“香饽饽”变成遭到全面围剿的“臭豆腐”，好吃但不好闻。传统钢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日益狭窄逼仄。从企业层面来看，优质钢铁原料日益稀缺、碳税的征收等将使钢企的运行成本陡增。

　　“中国钢铁业要走向新生，资源与环境是一道很高的门槛，迈不过去必然被边缘化，甚至很快就被淘汰出局。”徐乐江说，这就要求钢铁企业为了可持续发展，不但要注意调整发展的思路，平衡增长模式，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关注新的绿色技术，而且还要注意创造一个良好的企业发展的生态系统，注重企业公民建设和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如何跨越这三道“槛”：创新

　　面对这三道转型之“槛”，我们如何顺利跨越?徐乐江表示，关键在于创新。

　　首先，平衡发展模式需要制度创新的支持。“中国钢铁业发展模式的失衡归根到底是制度创新的缺失。”徐乐江认为。

　　中国钢铁业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其典型症状就是低附加值、高消耗性，缺乏可持续性。但是钢铁业对拉动地方GDP总量，对解决地方就业和增加地方政府税收作用明显。所以，尽管中央政府三番五次提出重组、整合、振兴中国钢铁业，但在地方利益的阻挠下，整合之路步履维艰，中国钢铁市场的竞争有时因此出现不是优胜劣汰的正淘汰，而是反向的逆淘汰。只有制度创新特别是政府创新才会形成创新型的制度、创新型的文化。

　　其次，国际化发展需要管理创新的支撑。中国钢铁业国际化羸弱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缺乏驾驭国际市场运营的经验和能力，其核心问题就是管理创新能力的不足。

　　徐乐江介绍说，世界优秀跨国公司在其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很多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如“六西格玛”、“平衡计分卡”、“波士顿矩阵图”、“PDCA循环”、“全员生产管理(TPM)”等，中国企业鲜有影响世界的重大管理创新和发明。“我们固守传统的企业管理方式，或者盲目将国外的企业管理方式照搬到国内，或者将我们国内企业的管理方式完全照搬在国际化中。”他表示，由于缺乏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创新，中国钢铁企业虽有强烈的国际化愿望，虽然具备国际化的资金和技术实力，但仍没有国际化的信心，始终无法迈出海外制造投资的关键一步。

　　其三，走出资源和环境的困局只有依靠技术创新。钢铁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既涉及到工艺流程的技术创新，也涉及到产品的研发创新。中国钢铁业贡献了全球45%左右的产量，却鲜有影响世界钢铁业发展方向的突破性技术创新，这是中国钢铁业大而不强的典型症兆。

　　“只有技术创新才能使中国钢铁业摆脱资源的束缚，更大范围和更节约地利用资源；只有技术创新才能使我们的钢铁制造过程更加节能、更加环保；只有技术创新才能使我们开发出更多轻量化、高性能的绿色产品。”徐乐江连续使用了几个“只有”，显示出“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他表示，中国钢铁企业目前在技术上处于追赶者的地位，今后应该在原创技术上有所建树。新技术的突破和推广，使中国的钢铁企业能够与世界优秀同行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给后发的中国钢铁企业带来赶超的机会。要抓住这些机会，与传统技术领先者并驾齐驱，需要中国钢铁企业在研发上下工夫，建立中国钢铁业自身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