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树立新的战略目标，围绕矿产及其材料产业供应链在资源供给、科技水平、绿色发展和循环利用等环节的短板，利用15年时间，坚持自主创新，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质量效益，提高绿色低碳水平，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实现关键资源和材料的自主可控，全面实现我国矿产及其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11月6日，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召开的矿产资源国际高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以视频形式发表了题为《国家关键矿产及其材料产业供应链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的演讲，对当前国家关键矿产及其材料产业面临的形势、现状与趋势进行了深入解读，并提出了发展思路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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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介绍，关键矿产及其材料产业是指包含资源勘查、采选、冶炼、加工、制造和回收等矿产原材料供给全链条的产业体系。干勇认为，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为关键矿产及其材料产业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新材料与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新能源、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高度融合，为关键矿产及其材料产业的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在要求关键矿产及其材料产业为全球低碳转型提供所需的铜、锂等资源和材料的同时，还要求产业本身向绿色化、低碳化、循环化发展转型。

  我国12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超70%

  “矿产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目前使用的90%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和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都来自于矿产资源。”干勇分享的这组数据充分体现了矿产资源的重要性。

  他指出，当前，我国关键矿产及其材料产业发展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关键矿产资源及其材料产业规模居全球第一，2020年产值约52万亿元，占我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超过1/3。二是关键矿产及其材料产业支撑的下游产业产值近90万亿元，是支撑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基石。三是关键矿产及其材料产业链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发展状态，即产值集中于冶炼加工工业，资源端、新材料端和回收利用端占比均较小。“这种发展态势已不适应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亟须大力进行调整和改革。”他强调。

  干勇将关键矿产及其材料产业分为“资源端—冶炼端—材料端—循环利用端”4个环节，并逐一阐释了发展现状及趋势。

  从资源端来看，我国矿产资源消费量占全球的32%，但储量仅占世界的7%，国内供应不足，大部分关键矿产资源依赖进口。“我国战略性矿产中，有21种依赖进口，其中锆（铪）、铌、铬、锰、镍、高纯石英、钴、铁、钽、铀、铂族、铜等12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超过70%。”干勇说。

  干勇指出，未来，我国矿产资源需求将呈现以下趋势：一是能源需求总量仍将保持增长，并于2030年碳达峰后步入平台期。二是天然气、核电、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低碳清洁能源需求将持续增长。“2021年，我国低碳清洁能源消费量为9亿吨油当量，预计到2035年需求将达到24亿吨油当量，增长1.7倍。未来14年，我国低碳清洁能源消费平均增速或为7.3%。”干勇预测。三是未来10年，我国大宗矿产需求仍将保持高位。中国钢铁需求将在“十四五”时期进入平台期，相应的，铁矿石需求也将高位趋稳。“2021年，我国铁精矿消费量约为13.7亿吨（标矿），未来10年将保持在10亿吨以上，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大铁精矿消费国地位。”干勇指出。四是锂、稀土等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矿产需求将高速增长。“受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工业机器人等行业发展影响，稀土消费将快速增长。2021年—2035年，我国稀土消费量将从21万吨增长至100万吨左右，增长近3.8倍。”干勇预计。

  从冶炼端来看，我国是冶金产业第一大国，但产业结构不合理，正处于“控总量、调结构、保安全”的关键时期，转型压力大。同时，我国冶金产业总能耗高、碳排放总量大，面临较大的环保压力；冶金产业总体利润水平较低，高端产品产量有待提升。“近5年，我国钢铁产业销售利润率保持在1.5%～3.6%，有色金属产业销售利润率保持在2.8%～3.7%。”干勇表示，以钢铁产品为例，我国特种钢产量仅占本国粗钢产量的4%，远低于发达国家，高端产品产量有待提升。

  从材料端来看，我国新材料产业生产体系基本完整，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十几年来，我国新材料产业产值快速扩张，从2010年的0.65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5.9万亿元，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干勇分享道，同时，研发能力不断提升，创新体系逐步建立，新材料应用水平逐步提高，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循环利用端来看，干勇指出：“我国已步入二次金属产业大规模发展阶段，未来，二次金属将逐步成为资源及材料供应的主体。在目前的‘双碳’目标背景下，钢、铜、铝大宗金属二次资源回收利用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锂、钴、稀土等小金属资源回收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前，我国废钢、废有色金属等资源回收规模虽已达到世界第一，但回收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并且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二次资源循环利用法律法规、相应制度和产品分级分类的标准体系，技术水平、数字化和精细化管理水平亟待提升。

  确保战略性矿产“找得到”“采得出”“用得上”

  整体来看，当前我国矿产资源行业面临国内供应后劲不足、关键材料自主可控性差、绿色发展水平不足、企业国际竞争力亟待提升、循环利用端发展落后是全链条重要短板等诸多问题。对此，干勇提出了以下3个方面的战略发展思路：

  围绕铁、铜、铝、铀、锂、钴、镍、铬、钾盐、锰、金、钽、铌等紧缺基础矿产材料，要通过创新找矿、采矿和选冶理论技术，推进大型勘查开发、绿色智能选冶装备自主化，助推找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矿产资源规模化、智能化绿色开发利用，大幅度增储扩产，显著提升国内基础材料供给能力，守住重要矿产资源自给自足的战略底线。

  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所急需的铟、镓、锗、碲、铋等稀有稀散金属和石化材料，要通过突破材料高质、高纯、高值制备及二次资源回收利用关键技术与装备，提升高端应用保障能力和产业整体竞争力。

  围绕稀土、钨钼、石墨、钒钛、萤石等优势矿产资源，要以满足高端应用需求为重点，突破基础材料高质化技术瓶颈，开发与资源特色相适应的关键技术与装备，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以上布局，确保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找得到’（勘查）、‘采得出’（采矿）、‘用得上’（基础材料制备），全面支撑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科技安全对材料的发展需要。”干勇表示。他提出以下3个方面的发展建议：

  一是在体制机制上，成立国家矿产资源统一管理机构，统筹国内、国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组建矿产资源咨询委员会，对矿产资源安全涉及的重大问题和政策措施开展调查研究，对国内外矿产资源发展进行跟踪和前瞻性研究，提出专业建议；同时，要促进研发模式创新。

  二是加快推动相关重点工程及项目落地，包括加快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组织实施，着力开展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重大专项，开展二次资源供给体系构建与能力提升工程，设立矿产资源特区。“我们可以以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为试点，设立矿产资源特区，实行‘矿业优先’，创造良好的矿业投资环境，鼓励企业在特区内进行资源勘查、开发。”干勇指出。

  三是要在政策改革上发力，对于矿权办理周期长、难度大，权益金一次性缴纳过高，地质勘查投入不足等制约我国矿业发展的有关政策，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对国际影响大、技术难度高的“材料群”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建立和完善我国新材料科技创新体系，包括建设材料国家实验室、重组优化材料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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