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久提而不振，是因为提振内需的核心是制度转型。

　　中国消费占GDP比重低从不低迷。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看，中位数徘徊在15%左右。另据徐滇庆与李昕研究的结果，中国的消费同样保持较为平稳的走势：仔细观察统计数据会发现，中国居民最终消费“绝对值”非但没有萎缩，反而连年上升。最终消费增长率一直在高位运行，2004年为12.31%，之后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7年和2008年都达到15%以上；最近几年，消费增长速度都快过GDP增速。

　　国人不是不消费，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或者子女教育等领域。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11年平均工资主要数据，当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同比名义增长14.3%，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8.5%；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同比名义增长18.3%，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2.3%；当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3979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上年增加2701元，增长14.1%，每月可支配收入1817.5元。

　　其中有多少被用于消费?转引自扬韬先生的文章，2011年四川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月为1491.58元，全年不足1.8万元。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高达13696元，相当于收入的76.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月只有510.7元，全年6128.6元，农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高达4675.5元，占收入的76.3%。除去买房、存款等之外，国人的收入大部分被用于消费。如果加上购房、养老等，消费占比将大大提升。

　　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的收入差距极大，人口基数庞大，这直接决定了国人的消费模式。高收入人群拉动的是国外消费与高端消费，而低收入人群拉动的是满足生活必需的低端消费，直接使本土品牌、产业升级，失去最广阔的生存土壤。以乘用车市场为例，虽然2011年市场不景气，但捷豹路虎在中国销量创出新高——全年销量42063辆，同比增长61%；当年前10个月，进口量前十五位品牌中，有6个品牌同比增速超过50%，分别为奥迪、路虎、沃尔沃、雷诺、保时捷和凯迪拉克，其中5个为豪华品牌，今年以来豪华车销量增长依然在30%以上。中国车间未升级为中国工厂，中国制造已被改装为中国市场。目前的本土品牌信用危机更是雪上加霜，使所有的本土公司被打了一个大大的信用折价。

　　中国市场稀缺的资源是医疗、教育等资源，恰恰在这两方面资源配置极其低效。最近两年的出国留学热，是以国际教育资源弥补本土资源的不足，中国的受教育者成为国外教育资源的消费者。如果医疗不改革，未来会走上同样的路。根据媒体报道，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4年制公立大学学费增长了两倍。另一份美国相关机构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了自1985年以来公共高等教育发生的变化。例如，在密歇根州，经通胀因素调整后，每个学生缴纳的净学费（扣除财政补助）从1985年的3900美元涨到2010年的近9000美元；在宾夕法尼亚州也有同样的增长，每个学生的净学费，从1985年的4500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8800美元。中国学生功不可没。

　　有消费愿望，无消费能力；有能力，无产品；有产品，无信用——实在是内需市场的悲哀。不要以为中国人还在“小农时代”自给自足，而是国人的消费在收入分配与产品纠结中无法自拔。

　　不是不想拉动内需，实在是太难了。这句大实话，笔者不止听一位官员说过。确实如此，头痛医头的办法会让制度软肋现形。比如，如果效率无法提高而用消费券的办法刺激消费，很快就会转变成通胀压力。

　　有理论认为，如果消费无法提振，只能靠投资。此论大错特错，如果遵从这一理论将陷入恶性循环，无论是增加投资量、提高投资效率，扩大投资的最终结果是提高产能。但外需下降、内需无法提振，扩张产能就是制造过剩产能。产业升级就意味着消费需要升级；消费升级就意味着产业升级，一体两面，难分彼此。

　　受到批评的湛江“吻市长”其实是代人受过。当投资成为拉动GDP最好的办法时，所有的官员都会奔投资批文而去。这位湛江市长，不过是夸张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