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个地区工业公司相继成立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成立后，接下来是筹建各个地区公司。根据总公司153个直属企事业单位的分布情况，决定继上海船舶工业公司之后，再筹建广州船舶工业公司、天津船舶工业公司、武汉船舶工业公司、重庆船舶工业公司、大连船舶工业公司、西安船舶设备工业公司、九江船舶工业公司和昆明船舶设备工业公司等八个地区公司。经分别报请有关领导部门批准和地方同意后，这八个地区公司于1982年5月至1985年2月先后成立。连同最早成立的上海船舶工业公司，总公司属下一共有九个地区公司。在成立地区公司时，各省(市)的党、政领导都很重视，也非常支持，纷纷亲自参加地区公司的成立大会。根据分工，我参加了武汉和西安两个地区公司的成立大会。1983年5月5日，我与总公司技术部主任章光坚、生产部主任杨宏典、财务部处长李斌等同志由北京乘火车去武汉。第二天上午，我代表总公司党组，同已在武汉的总公司人事部副主任罗进轩、处长唐谋诗同志，找七二二所所长陆建勋同志谈调陆去北京任第七研究院院长一职之事。开始，陆建勋同志不愿意去七院工作，后来才勉强同意。当天下午，我即参加在武汉东湖宾馆召开的武汉船舶工业公司第一次董事会议，并代表总公司在会上宣读了武汉船舶工业公司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名单。5月7日上午，武汉船舶工业公司在武汉东湖宾馆召开了成立大会。湖北省委书记沈因洛、湖北省副省长郭振乾、武汉市委书记黎智等同志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同全体与会同志合影留念。1984年2月25日，我由总公司办公厅主任顾光顺、人事部副主任罗进轩等同志陪同，由北京乘火车去西安，参加西安船舶设备工业公司成立大会。大会于2月28日在我们住宿的陕西省迎宾馆召开，参加成立大会的还有陕西省委书记李溪浦、副省长张斌、孙克华，西安市委常务副书记靳毅仁以及陕西省计委主任、经委主任和国防工办主任等领导同志。随着九个地区公司的全部成立，中国船舶工业大改组落下了帷幕。(四)改组原六机部深圳办事处1982年4月，船舶总公司成立后，在对原六机部深圳办事处的发展方向、归属、投资规模等问题上，党组主要领导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应该以原六机部计划在香港设立的华联船舶有限公司为对外窗口，集中人力、财力发展华联公司；另一种意见则是华联公司不能替代深圳办事处的对外窗口作用，深圳办事处的规划、基本建设应该按六机部的原计划进行。由于存在这两种不同的意见，当时位于深圳深南中路的深圳办事处综合大楼的基础施工不得不停下来。我因刚从交通部调总公司才两个月，对情况不了解，不想在两种不同意见中随便附和。但深圳办事处、香港华联公司又都是我分工主管的，这又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要我表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深入了解、客观听取多方面意见，不抱偏见，不轻率表态。但尽管自己有这种想法、打算，却没有时间让我去做。4月26日，当时刚被任命为香港华联公司总经理的汪泽同志(原六机部综合计划局副局长)来京向冯直总经理、张有萱副董事长汇报华联公司筹建情况，冯、张要我一同参加。汪主要汇报了华联公司的筹建过程和开展香港业务的一些打算。5月28日，我得知深圳办事处正在建造的综合大楼停止施工时，即邀集营业部林光前(原六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当时总公司营业部领导班子尚未调整，由原六机部外事局局长吴润亭，副局长何志刚、林光前、赵明清四同志负责营业部工作)、规划部程国海、宋鹏及财务部李绍葵等同志开会，听取宋鹏同志介绍去深圳考察办事处综合大楼建设的情况。6月24日下午，我又在办公室召集营业部、规划部、财务部有关同志开会，听取当时深圳办事处主任黄金城同志有关深圳综合大楼建设情况的专门汇报。第二天，6月25日清晨，我即写了一份书面意见送交冯直总经理。我在书面意见中明确表示深圳办事处的综合大楼施工不能停(当时200根水泥桩已浇筑好)，如果施工停一天，我们就要赔偿工程承包单位两万元。同时我也表示，从长远发展考虑，这座大楼的建设更不应停止。冯看了我的报告后，即批了“同意”两字。随后，我立即把这份报告批转营业部吴润亭局长执行。1983年5月14日，我赴香港参加原六机部、中国外贸运输公司、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以及包玉刚先生合资的国际联合船舶代理有限公司董事会议。5月20日，会议结束，我由九龙乘火车到深圳，当时的深圳办事处主任黄金城同志在罗湖车站接我，并陪同去他们的招待所吃便饭。就在这时，我得知深圳办事处新建的综合大楼即将封顶，并将转让给广东省核电站。促成此事的，是刚从船舶总公司调核工业部不久的原六机部副部长、船舶总公司副总经理彭士禄同志。同时我也得知黄金城同志和另一位副主任宋毅英同志，也愿随综合大楼的转让离开总公司，去彭士禄同志主管的广东省核电站工作。对此，我当面做黄、宋两同志的工作，挽留他们。1983年底，深圳办事处16层高的综合大楼正式转让给广东省核电站。总公司另拨款人民币300多万，购买了现在的深圳船舶贸易公司所属、位于深圳市人民路国际贸易中心35层的2000多平方米办公用房。1985年10月28日，深圳办事处正式改组成深圳船舶工业贸易公司。当时的总公司总经理胡传治同志专程去深圳主持仪式，并宣布由原广州造船厂厂长严明同志任总经理，黄金城同志任副总经理(宋毅英同志则调任香港华联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深圳船舶工业贸易公司成立后，为了开展多种经营，急需一笔流动资金，经我与胡传治同志商量后，由财务部拨款100万元人民币，供深圳公司无偿使用。三、中国造船业柳暗花明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是在世界航运市场、船舶市场持续萧条和严重不景气以及前途难卜的严峻形势下诞生的。我从到船舶总公司上班的第一天开始，就感觉到压力很大，包袱不轻，思想负担很重。船舶总公司成立之初，共设置九个业务部：规划部、财务部、人事部、军工部、修船部、生产管理部、营业部、技术部和物资部。在这九个业务部中，财务部、营业部(包括总公司外事办公室)由我分管。1982年底，彭士禄副总经理调离船舶总公司，原来由他分管的办公厅也交给我分管。1985年8月，胡传治同志升任总经理，于8月27日召开党组会议，宣布对三名副总经理的重新分工：我除原分管的营业部、财务部、外事办、平台公司外，再加生产部、物资部、修船部；我原分管的办公厅改由徐志坚副总经理分管；王荣生分管军工部、技术部；徐志坚分管人事部、办公厅、老干部办公室。这样，我一个人共分管了总公司九个业务部门中的五个，再加一个中国海洋石油平台工程公司。此外，1985年12月，根据国家审计署的要求，船舶总公司成立了审计部，由杜荣谦同志任主任，也属我分管。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自己深深感到肩上挑的担子不轻，包袱背得很重，被工作压得确实有点透不过气来。一直到1987年7月7日，黄平涛同志由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回总公司前夕，胡传治同志征求我意见：黄回来后分管军民科研，王荣生同志分管军民船生产，包括修船。对此我表示同意。（中国船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