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3月13日下午，总公司在重庆船舶工业公司召开的“扭亏增盈”会议结束。次日，我与秘书叶光乾由滕一龙陪同，从重庆去江津。当天上午在江津四川柴油机厂，听取该厂党委书记周丕铭和厂长韩少力关于工厂情况的介绍。下午又去江津增压器厂，第二天去永进机械厂听取该厂党委书记赵金贵、厂长接贵福介绍该厂引进技术生产减速齿轮箱和弹性联轴节的情况；随后又去红阳机械厂，由党委书记虞渭川、厂长傅仪明陪同参观该厂生产的组合夹具。我感到组合夹具很有市场，经济效益也不会差，建议他们加大开发力度。但傅厂长说工厂地处三线偏远地区，信息闭塞，开发市场难度较大，加上资金困难，工厂效益无法提高。我返回北京后，于4月6日上午专门召开生产、技术、物资和财务部门有关人员会议，研究红阳机械厂扩大生产组合夹具和帮助该厂拓展销售渠道的措施，该厂副总工程师聂春福一起参加研究。现在的红阳厂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我祝愿他们也能像重铸厂和前卫厂一样渡过难关，有很好的发展。走访了江津地区的工厂后，1984年3月15日下午17时，我离开江津去永川，住在永川红江机械厂招待所，第二天参观了永川液压件厂和跃进机械厂。当晚，我由滕一龙和叶光乾陪同自永川乘火车去成都，3月17日晨抵达成都。四川省国防工办主任李天民等人在车站迎候，并陪同至成都锦江宾馆。3月17日上午9时，四川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蒋民宽来到锦江宾馆，双方就总公司所属四川涪陵四。六厂迁并后多余人员的安置、原有厂房和设备移交地方，以及给予地方适当经济补偿等问题达成了原则共识，并由双方责成下属有关部门具体落实。这次访问考察总公司在四川省内的军工企业，时间虽短，走马看花，但感触甚深，启发很大。我不仅实地看到了不少三线军工企业的实际困难状况，而且也意识到：尽快帮助这些军工企业转产、脱困，是当时船舶工业总公司的历史任务。我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党组作了详细汇报，并就加速帮助三线军工企业脱困、开拓民品市场和引进技术、生产民用产品等问题，在总公司内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在重庆召开的“扭亏增盈”会议上，总公司给重庆公司开了地区公司的先例，实行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同时，我又同深圳公司商议，由深圳公司(当时为总公司深圳办事处，1985年10月改组为深圳船舶工业贸易公司)调拨一套办公用房和宿舍给他们，作为重庆公司在深圳的对外窗口。随着同四川省委领导就涪陵四O六厂迁并遗留问题达成共识，我到四川出差的任务也告完成。当天下午由滕一龙、四。六厂党委书记秦旦祥陪同，游览了成都武侯祠和杜甫草堂。这是我慕名已久的历史名胜，过去我在交通部负责建设四川渡口船厂时，曾多次到过成都，但都无缘一游，这次总算了了一个心愿。游览了武侯祠和杜甫草堂后，我在当天的日记上有两段记载：“岁月如浮云，功名似粪土。1984年3月17日由重庆公司党委副书记滕一龙、原涪陵四O六厂党委书记秦旦祥等同志陪同游成都武侯祠。祠中不仅有诸葛亮塑像，还有刘备、关羽、张飞以及蜀国的文臣武将塑像，祠后有昭烈皇帝刘备墓，后人敬诸葛亮胜过刘备。观此，作句以资纪念：游成都武侯祠忠魂垂千古，义气贯长虹；武侯今何在?昭烈一荒琢。”“1984年3月17日下午，游武侯祠后访杜甫草堂，见花竹满园，游客熙攘，草堂中有唐朝杜甫和宋朝陆游的塑像。作诗如下：访杜甫草堂春暖时节访草堂，花竹满园分外香；两代诗人共相处，曲径幽道迎客忙。”(二)赶往云南昆明1986年3月28日，昆明公司下属的西南曙光机械厂17名职工因扑救特大山火不幸遇难。事故发生后，总公司党组十分关心，立即委派副总经理徐志坚飞赴昆明，慰问遇难人员家属。由于这场山火面积很大，扑救山火的遇难人员中还有当地企业、机关、团体的职工群众，共56名。云南省省委、省政府为此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处理事故的善后工作，并决定于1986年4月28日在云南昆明森林火灾现场，召开灭火遇难烈士追悼会。我受党组委派，专程赴昆明参加追悼会，并处理曙光厂17位遇难职工家属的善后事宜，同时对昆明公司和总公司在云南地区的军工企业及科研单位进行全面考察。1986年4月27日上午，我由总公司人事部主任王玉成和赵建勇两人陪同，自首都机场乘飞机赴昆明，入住云南省委招待所连云宾馆。当晚，突然接到总公司值班室电话，说我的岳母于4月26日深夜在苏州亡故，要我速返苏州处理她的后事。但我有重要公务在身，只能电告上海我的夫人和儿子，由他们赴苏州为岳母治丧。1986年4月28日早晨7时，我与王玉成等人由昆明公司总经理陈舜卿陪同，离开宾馆去追悼会现场，出席昆明市扑灭森林大火遇难烈士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王信田和昆明市市长潘英圣以及云南省和昆明市各界代表。追悼会结束后，我与王玉成以及昆明公司领导，同曙光厂的领导一起，商讨如何妥善处理该厂17位遇难职工家属提出的问题。部分遇难职工家属提出他们的未成年子女享受劳保的范围和人数问题。17名遇难者的身份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该厂的正式职工，二是驻厂军代表家属工，三是本地老乡临时工。这三类不同身份遇难职工的家属享受的劳保，按当时有关规定差异很大。例如，按照军队规定，其遇难者的家属工可以有两名未成年子女享受劳保；但按照工厂劳保条例，本厂遇难职工只能有一名未成年子女享受劳保；而对于遇难的本地老乡临时工，其未成年子女则不享受劳保。这就产生了矛盾：上述第一类和第三类职工的未成年子女要求与第二类职工的子女享受同等待遇，并要求与我对话。由于涉及政策和有关规定以及经费来源等问题，昆明公司无法解决。听了大家的汇报后，我请曙光厂领导分头统计：如果这17名遇难职工中的第一类和第三类职工的未成年子女，全部按第二类职工子女的情况对待，共计有多少人?他们分别到18岁成年时，超出的劳保金额共有多少?曙光厂领导当即汇报：根据他们初步摸底，这两类未成年子女人数不超过3名；按他们的年龄计算，到年满18岁，其超出的劳保金额大约为人民币10万元左右。听了工厂领导的汇报，我当场决定请昆明公司负责，会同该厂统计此两类未成年子女的确切人数和实际需要的金额总数，由总公司拨款，委托昆明公司负责监督工厂专款专用，用作上述第一、第三类遇难职工未成年子女的劳保基金。我这么一说，昆明公司和曙光厂的领导如释重负，陪同我去看望了部分遇难职工家属，向他们转达这一决定，并向他们表示慰问。(中国船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