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尚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因此需要钢铁等基础产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绝不能重蹈美国 “产业空心化”的覆辙，更不能削弱基础产业，落入西方打压我国基础产业发展的圈套。要解决当前的种种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 技术进步、整合产业、储备产能。在去产能过程中应避免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良后果：

　　第一，产能一旦形成瓶颈可能会导致下一轮无序投入。要充分考虑提高建筑标准、推广钢结构建筑、加强地下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和薄弱环节对钢铁等基础产品的需 求。要结合这些需求规划产能，因为一旦产能压缩，再恢复不仅需要时间，而且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无序投入，加大产业波动。

　　第二，削减产能要与中长期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结合考虑。高精尖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依赖基础产业的 发展。如果过度依赖外部进口，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可能因为缺乏工业生产的支撑而停滞不前。产业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形成一定的产能规模，才有条件进行必 要的技术革新与调整。限制产能，不应对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基础产业和投资的急速收缩会大幅度降低整个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并对包括服务业在内的整 个上、下游产业链条产生不利影响。尽管当前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快，吸纳就业的作用增强，但这也是依托于钢铁行业(例如目前河北省港口、物流行业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较大，这主要受益于其到港的矿石大量增加)。如果工业长期受到压制，生产减少了，那么生产性服务业也就失去了服务的对象。

　　第四，去产能要注意不诱发金融危机。我国基础产业的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而非资本市场，在压缩产能的过程中，要注意对银行体系安全性的负面影响。防止银行体系进一步收缩信贷，从而导致经济剧烈震荡。

　　当前，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并不是第一大问题，产能分散问题比产能过剩问题更 严重：经工信部认可的产能在100万吨以上的钢铁业联合企业有305家，若以单工序钢厂计算则超过2000家。行业集中度低，产业布局分散，滋长了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和个别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并带来环保问题，在客观上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垄断与投机，干扰我国物价稳定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同时降低了行业的 平均利润率，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民营钢企的创新能力同样难以充分施展。我国高端钢生产在技术上突破难度不大，尤其是民营企业敢于投入，能够承担风险，在技术攻关上具有优势。但民营钢企往往难以获得市场准入，或由于研发周期长但融资期限不匹配而受到制约。

　　高污染高耗能问题也较为突出。落后产能不仅增加能耗、污染环境，主要产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产品所消耗的资源、能源不相匹配，而且妨碍新产能作用的发挥，甚至导致产业链脱节，影响未来的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