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行业本轮下行已持续4年多，本可开始新一轮优胜劣汰，但相当一部分已亏损或接近亏损的钢企 仍在维持运营。一些停产的钢企只是生产线“停下来”，而非产能或企业真正“退出去”。尤其随着经营状况触底回升，冀、晋等地原本被迫停产的部分产能纷纷复 产，推动国内粗钢、生铁和钢材产量均呈上涨态势。据统计，上半年全国钢铁去产能1300多万吨，仅占年度目标4500万吨的约30%。

　　一些地方在“去产能”过程中过分依赖政府行政推动，甚至以政府行政式推动代替市场做决定。尤其 突出的是不考虑各地资源要素条件、市场需求状况和产业竞争力水平，简单草率通过“按区域分派、按企业分解、按装备画线”的方式落实“去产能”。这种政府强 行指定或分配的硬性方式既忽略了各地钢铁产业发展的实情，也难以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

　　钢铁行业“去产能”关系到本地区或企业的切身利益，企业一旦关停，本地区将面临巨大的资产债务 和人员安置压力，再加“去产能”具体政策办法不清、认识不到位，而中央划拨的化解产能补偿资金不会超过钢铁去产能总成本的十分之一，远远达不到地方和企业 心理预期，部分地区或钢铁生产企业观望情绪浓厚。随着钢价上涨，一些钢企又在寄望“东山再起”。

　　原本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有钢铁企业应成为“去产能”重点，但一些地区在推进“去产能”过程中， 不是依据企业的经营及竞争力状况，而是划分企业性质，出现“亲国有企业、疏民营企业”、“去民营企业产能”的倾向。民企成为化解过剩产能重点。金融机构对 优质民营企业降低授信甚至不给授信，对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却大量资金托盘，补贴资金，国企职工有买断退休、实行内部退养等政策支持，民企却只能依靠自身能 力解决职工欠薪。

　　还有，“去产能”配套政策不完善、不系统，原则性太强、落实难度较大。“去产能”的环保、能 耗、质量、安全和技术红线已划定，但缺失具体标准，致使地方政府在执行中捉摸不清、把握不准，难以科学地评定哪些是落后产能、哪些企业是“僵尸企业”;规 模1000亿的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已设立，但使用分配、补偿金和安置费细则仍在制定之中;企业破产退出机制尚未完全理顺。由于企业破产程序复杂、费时较长、 代价高昂，从诉讼立案到走完破产程序需要时间长，一些企业负责人宁可选择直接“跑路”。盘活产能退出后的腾让土地是缓解企业资金压力的有效办法，但关于土 地转让、回收、开发和收益分配的政策措施仍不完善，“僵尸企业”一旦破产，银行负债将失去回收可能性，企业债权方也不愿推动“僵尸企业”破产退出。

　　基于这样的现状，当前应着力完善“去产能”的政策法规体系，实现主要依靠经济、法律 手段推动钢铁行业“去产能”。推动化解钢铁行业“去产能”的制度建设，严格制定、修改、完善钢铁行业在产能利用率、污染排放标准、土地资源占用等方面的规 章律法，最终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机制。通过使用负面清单制度、环保倒逼机制来压缩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以从制度层面确保钢铁行业不再有新的产能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