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走向国际船舶市场(一)试行出口信贷20世纪80年代初，要在萧条的国际船舶市场上承接新船订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向船东提供出口信贷。船东通过国外银行提供信贷，以现金支付船款，也是当时我国出口船舶的通常做法。但是，随着国际船舶市场的严重不景气，船东订造新船由国外银行提供贷款的条件越来越苛刻，困难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如日本、西德，为了扶植本国的造船工业，由自己国家的进出口银行向国外船东提供长期(10年甚至更长)、低息(年利率2．5％左右)的出口信贷，支持本国船厂向国外出口船舶。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COSCO)当时就是利用这一优惠条件，向西德船厂订造了一批集装箱船。但这种由政府或国家银行提供船舶出口信贷的做法，在我国是很难做到的。这不仅因为当时国家的信贷能力有限，也闪为当时我国唯一的外贸银行中国银行也没有开展这一业务的经验。我国造船工业如能做到向国外船东提供出口信贷，我国船舶出口的竞争能力便可大大提高。1982年5月1日，船舶总公司刚成立不久，我给冯直总经理写了一份《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怎样利用出口信贷扩大船舶出口》的书面意见。我建议以船舶总公司党组名义向中央有关部、委写报告，建议在当时国际船舶市场萧条和日本、韩国及西欧船厂大量裁减职工、纷纷倒闭之际，我们尽力打进国际船舶市场，请中央有关部门为扶植中国造船工业打入国际市场提供出口信贷；同时对国内用船单位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支持他们在国内订造新船。另外，我还建议由总公司财务部、营业部组织考察小组，并邀请中国银行派专业人士参加，去国外共同考察有关国家对出口信贷的具体做法。这一建议很快获得了冯直总经理的赞同。5月13日下午，我去国家计委，向柴树藩汇报“六五”期间为交通部造船的计划，并建议由国家提供低息贷款。事前约好，我还要向柴汇报建议由中国银行提供出口信贷给国外船东之事。柴树藩特地请计委外贸局外汇处的马恒菊处长一同听取了我的汇报。柴表示：“六五”期间，可先从交通部在国内建造的船舶开始，由国家计委安排低息贷款；至于出口船，可同中国银行商量，争取他们支持。5月15日上午，我带领3人去中国银行总行，拜会信贷司司长张辉。张对我们的意见表示理解，但当时中国银行尚未开展这一信贷业务，而金额又较大，他需要向总行最高层领导汇报。此后经与中国银行信贷司多次接触，不断沟通，双方终于取得了初步共识：同意在联合组团出国考察、了解其他造船国家有关船舶出口信贷的具体做法后，有选择地先试行一两艘船；并商定双方组成联合考察小组，先赴日本考察。联合考察小组由6人组成，总公司和中国银行各派3人参加。7月26日下午，联合考察小组在我的办公室开会，讨论在国外的考察活动计划。8月21日，考察组完成任务回国后，我听取了他们国外考察活动的情况介绍。他们这次出国考察收获很大，不仅全面了解了日本造船工业企业和金融界紧密协作、互相支持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也了解了日本银行提供船舶出口信贷的具体条件和做法，同时还与日本多家银行就向中国船舶出口提供信贷、进行国际合作广泛交换了意见。10月8日，由董事石田美为团长的日本东京银行代表团与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在北京建国饭店签订了《关于中国船舶出口信贷的合作协议》。1983年4月，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和中国银行联合，派遣了一个考察小组去英国考察船舶抵押业务。这个考察小组的成员中，有4人在上一次赴日本考察过出口信贷业务。通过去日本、英国的两次联合考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和中国银行总行，在船舶出口信贷和船舶抵押问题上加深了理解，取得了共识，为扩大我国船舶出口提供出口信贷创造了有利条件。(二)引进技术、设备20世纪70年代前期，中国造船工业虽有新的发展，但与日本和西欧的一些造船发达国家相比，还处在落后地位。有人曾用16个字来形容当时我国新造船舶的技术状况：“先天不行，手足不灵；耳目失明，心脏有病。”“先天”是指船舶设计的技术性能，“手足”是指装卸货物的起货机和停泊、航行时用的锚机、舵机；“耳目”是指无线电收发报机、雷达、电罗经等通信导航设备，“心脏”则是指主机和发电机。这样的形容虽然有点过分，但也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当时“四人帮”形左实右、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谁要提出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谁就会被戴上“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帽子。因此：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中国的造船工业只能在摸索中缓步发展。打倒“四人帮”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中国造船工业带来了新的希望，不管是属于六机部还是交通部的船厂、船舶配套厂和船舶科研院所，都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交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改造工厂，很快缩短了我国造船技术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而20世纪80年代，国际航运市场持续萧条导致世界造船及其配套工业的衰落，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引进国外先进造船技术和设备的大好时机。1982年3月，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成立后，在原六机部、交通部引进技术设备的基础上，总公司在营业部内成立了技术引进处，积极开展技术设备的引进工作。1988年底我调离时，船舶总公司已先后从瑞士、丹麦、法国、日本、西德、瑞典、奥地利、美国、挪威、英国、澳大利亚、芬兰以及荷兰等国家引进专利生产技术共52项(其中14项是1982年前原六机部时引进的)，包括Sulzer、MAN—B&w、Pielstick、Daihatsu等二冲程、四冲程船用低、中、高速柴油机，增压器、空气冷却器、活塞环、空气压缩机、齿轮箱、联轴节和减振器、无刷电机、配电屏、集控台、起重机、电动液压舵机、锚机、绞缆机、焚烧炉、污水处理装置、辅锅炉、可调螺距螺旋桨、液压舱口盖、全封闭式救生艇、大型阀门、蝶阀、空调系统、冷藏系统、消防系统等。此外，还有许多非船用产品，如重庆前卫仪表厂从西德引进的家庭用煤气表，1986年6月邯郸汉光机械厂从日本引进的Konica汉光一优美1800一Z复印机生产技术等。总公司属下的船厂、船用设备配套厂和科研单位，也分别引进了不少先进的生产设备，如钢板预处理生产流水线、船体平面分段生产流水线、高精度数控门式切割机、船体分段运输平板车和汽车吊以及生产船用柴油机的大型切削机床和专用加工设备等。大连造船厂西区就是乘当时世界造船工业不景气、西欧船厂纷纷倒闭之际，1985年以低廉的价格从西德不来梅的Weser船厂，购进了一台1968年制造、起重量750吨、跨度76米、吊高71米的二手门式起重机。对方提出的价格非常便宜，但条件是就地交货，由我方派工程技术人员自行拆卸装运回国拼装。当时，大连船厂西区新建的20万吨级船坞正需此种门式起重机配套，大连造船厂多次派专家去西德就地考察、谈判，最后决定买下这台二手设备，并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和拆卸起重机的施工队伍，赴西德不来梅船厂，把这台自重约1800吨的巨型门式起重机拆卸装运回国。1985年2月中旬，我正在西德汉堡参加中国西欧贸易中心的开业典礼。2月13日晚我专程去不来梅，看望了当时正在船厂拆卸起重机的大连造船厂的同志们，对他们出色的工作十分钦佩，并加赞许。这台门式起重机运到大连厂西区后，经原设计和制造单位西德克虏伯公司派技术人员配合，大连造船厂用了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改装。改装后的起重量由原设计的750吨降为580吨，但跨度则由76米增大至102米。这是当时引进设备成功的例子之一。其实，我国造船技术设备的引进工作，最早始于1964年下半年。当时，六机部和交通部组织了一个联合小组到国外考察，并与瑞士Sulzer公司洽谈引进Sulzer船用低速柴油机的专利生产技术。这个考察小组经荷兰赴瑞士时，适值我在荷兰任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驻荷兰监造船小组组长。当时我驻荷兰代办处的外交人员受限，只能在以荷兰首都海牙为中心、半径为50公里范围内活动。而我在荷兰持的是商务签证，在荷兰境内活动范围不受限制，所以我国驻荷兰代办处领导要我接待这个考察组。这个考察组的主要成员有海军方面的陈佑铭(对外身份我已记不清了)、六机部的索麟(对外身份是上海中华造船厂厂长)、何志刚(工程师)以及张文治(交通部总工程师)等人。这说明，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关领导部门就在考虑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以加速发展我国的造船工业。如果那时能够实现技术引进，则中国造船工业发展的步伐会更快，赶超世界造船先进水平的时间也就大大地缩短了。遗憾的是，随之而来的“文革”，使我国1965年与瑞士Sulzer公司洽谈的第一个专利生产技术引进项目不仅“胎死腹中”，而且还被说成“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甚至被上纲上线，戴上“卖国主义”的帽子，受到批判。(23,中国船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