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石巨头力拓四名在华雇员被拘事件逐渐明朗。中国检察机关日前宣布，鉴于已有证据表明力拓雇员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和商业贿赂罪，因此已经正式批捕四名嫌犯。

　　众所周知，“力拓事件”发生之后，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一些西方媒体，尤其是澳大利亚媒体及该国少数政客借题发挥，将此事件泛政治化。这当然不是合适的态度与做法。

　　作为个案，“力拓事件”自当严格依照中国司法程序进行处理。相关涉案当事人，也应对其依法审判。事实上，通过这一事件，能够反映出中国政府及司法机关依法建立和维护一个公开、公平、公正且有利于竞争的市场体系的决心，中国的投资环境将会因此更为有序与健康，而不是相反。

　　当然，若将视野适当放宽，可以发现，在华外资企业违法违规事件并不鲜见，尤以近年来为甚。案由则涉及产品质量、技术标准、售后服务、用工条件、环境保护以及竞争手法等。应该承认，这些本不应该发生的问题曝光频度之密集、表现形式之多样，显然已非“一念之差”所能解释，对于暗藏在其背后具有规律性的现象，需要有清楚的认识。

　　单就企业本性观之，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往往都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甚至具有突破人类法律道德之冲动。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曾指出，“不要期望从屠夫、酿酒商或者面包商的善举中获得我们的晚餐，而要从他们自身对于利益的关注中来获得。”所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个体贪婪的本性应否受到批判，而在于如何造就合理的机制，以保障我们能够从屠夫、酿酒商或者面包商对于利益的关注中获得晚餐。

　　对于跨国企业在华的行为，政府相关部门和司法机构应当依法监管，承担起必要的责任，转轨时期的中国尤需大张旗鼓弘扬法治精神，以避免历史上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初期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混乱现象出现。

　　进一步看，我们还需要反思，为什么一些跨国公司在其母国或成熟市场运作相对规范，而在中国却敢于藐视法律法规？究其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现阶段中国存在一些法律漏洞，监管机制亦不完善，特别是还存在一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有些时候，即使“出了事情”，以强大资本为后盾，跨国公司老到的公关、游说能力，以至技术标准、法律解释上的话语权，时常也能够帮助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欲改变这样的情形，除了加强立法，强化执法以外，需要有针对性地审视跨国公司在华的一些行为。应当看到，在当下中国，随着引入外资迅速膨胀，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很多跨国公司占据了中国市场半数以上的份额，不少行业甚至已经被外资企业一统天下。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此过程中外资企业在华违规违法案件数量一路呈现上升趋势，大量的经济案件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这样的情形不容忽视。

　　上述如影相随的两个现象，与外资企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来享有的“超国民待遇”密不可分。一个不容乐观的趋势是，内生于中国资金技术“双缺口”条件下的激励型引资政策正在强化路径依赖的惯性。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说，政策激励往往围绕着更多的外资项目数量和更多的外资金额，尽管效益不高，这些外资与外贸也能显着地增加GDP。

　　事实上，一部跨国公司发展的历史清晰地表明，为了追求最大利益，这一二战后大行其道的组织形式，本性上会刻意突破单一市场给它施加的政策限制，并试图按照它的要求在全球进行统一的资源配置及产品销售。针对于此，任何主权国家唯有依靠严格、一律的法治和监管，方能最大限度地压减两者间的矛盾，并且最大限度地获得双赢的效果。这是要求跨国企业严格依照中国的法律法规行事，也是对本国企业的合法权利乃至国家经济主权的一种保护。

　　力拓案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它在经济、金融领域明确地划出了一条红线，即中国企业合法的商业利益不容侵犯。外国的企业是市场利益主体，它们一贯强调品牌、技术及商业秘密等不容侵犯。显然，中国的企业也是市场利益主体，其商业机密同样不容侵犯。某些西方国家特别强调国家经济主权利益，常常曝出针对他国的“间谍案”，那么，中国也当然拥有国家经济、金融主权，也不容他人、他国随意侵犯。换言之，任何国家及企业在华的发展，当是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合法、自律地经营，不能为自身单方面利益最大化而采取非法手段，视中国的企业合法权利为无物。

　　“力拓事件”的发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以此为样本，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不可避免地进入存量改革阶段，大量跨国公司作为既得利益获取者，其与中国企业的利益诉求，乃至及中国整体经济战略之间，或会更容易发生利益的冲突。暂时的冲突不是目标，共赢才是未来的结果。

　　跨国公司必须明白，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内外资公平竞争的新时代，不要指望自己仍能继续享受竞争条件上的“超国民待遇”，以及精神优越感的“超主权意志”。也唯有中外企业回归到平等、合法的竞争环境中，才能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才能使市场越做越大，越来越健康，才能实现各国市场主体的长期共赢。

　　中国经济和跨国公司在过往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各有所得，未来对外对等开放的方向也不会改变。但是，如何更好地认识跨国公司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更好地因势利导，将外资真正纳入与中国经济良性互动的轨道中，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