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钢铁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的背景下，国内两大钢铁集团宝钢和武钢分别在广东和广西的两个千万吨级项目受到直接影响，暂时无法启动。这是10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其他部门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传出的消息。

　　对此消息，业界自然十分关注，资本市场也可能出现连带的反应。这件事情，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作观察。第一，宝钢和武钢作为特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其发展项目的受挫，表明有关部门抑制产能过剩、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坚定决心；第二，钢铁行业产能的严重过剩，反映出这个行业长久以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依然难以得到解决。

　　在中国现实经济中，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历时已久。无疑，产能过剩与过往的经济增长模式息息相关，也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产业核心技术的缺乏、经营意识的相对落后等问题息息相关。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为了实现保经济增长的目标，中国政府大力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其中一些领域加大了投资力度，客观上可能加剧相关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在相关的诸多行业中，钢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外部市场对于钢铁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2009年，注定是整个行业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较为困难的一年。不久前，有工信部官员在谈及钢铁业的产能问题时，就称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过剩，而是严重过剩。因此，在钢铁行业中，淘汰落后产能，加速推进行业内的整合与重组，至为重要。而从相关管理部门的角度看，下决心抑制产能过剩，将直接关乎这个行业未来能否健康发展。

　　宝钢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去年以来，曾与武钢一同作为启动跨省重组的案例，获得了掌声，而支撑两个特大钢铁企业的，自然是有不可或缺的勃勃雄心。但是，宝钢和武钢偏偏处在一个过剩产能难以消化的环境里，海外市场环境的恶化，迅速增加了这种过剩带来的压力。无疑，相关政府部门决心停掉宝钢和武钢在广东和广西的发展项目，短时间里看来已难回到启动的路径上，而这也确实是抑制产能过剩的必需之举。

　　进一步观察，从钢铁行业产能的严重过剩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体制的困境，以及治理这个行业中的一些积弊的迫切性。还需要指出的是，如我们此前已经在社论中提及的，这个行业中正在推动的部分重组行为，体现出浓厚的“民消国长”的色彩，“去市场化”的意味凸显，行政之手过多介入到微观市场行为中，故此一些重组案例也出现了“整而不合”的问题。这清楚地说明，关停行业中一些现行项目固然是必要之举，但要真正抑制产能过剩的问题，更要回到根本上治疗沉疴。

　　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向来跟体制密切相关。所谓地方保护主义，也正是在种种制度安排下的必然产物，而非偶然。毫无疑问，当前的财税体制不利于推进产业的跨地区整合。一旦遭遇跨地区、跨所有制的联合重组，现行财税体制和钢企的管理体制就必然成为阻碍重组的主要原因。公允地站在每一个地方利益主体的立场上看问题，在目前复杂的钢企管辖关系之下，在现行的“分税制”下税收、税源安排和转移支付制度之下，各地方自然倾向于考虑本地利益，往往有意阻拦重组的进程。这让人感到无奈，却也不难理解。

　　须注意的是，单单强调行业的整合并不一定解决问题。重组行为若不是遵循市场逻辑，则这种重组本身未必有效，甚至可能埋下隐患的种子。大企业未必就是强企业，规模大不等于利润高，可以发现，利润不错的小型钢铁企业，并不鲜见。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共有大小钢企1200家左右，其中上规模的大中型钢企有70多家，排名前五位钢企的产量占全国28．5％。显然，在强调产业整合的大背景下，这个行业中的企业间究竟实现怎样的重新组合，必须遵循市场逻辑，否则，整合行为不仅不能体现初衷，反而会有好心办坏事的可能。

　　总体而言，改善钢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行动，包括行政手段、宏观政策调节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行政性的产能预警机制、淘汰落后产能、推进技术改造，以及一定的法律标准与执法力度，都是必要的技术性手段。鼓励有条件的钢铁企业走出去，到境外建钢铁厂，减轻国内在能源方面、环境方面的压力，也是一个途径。但同时，钢铁行业已经暴露出的痼疾，唯赖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市场整合等来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