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做实货币政策委员会明确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2006年初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从2005年的10.2%升高到2006年上半年的10.9%，超过了近1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高速度和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平均增长高度。围绕着目前经济学界争论较大的货币政策和投资增长是否过快等问题，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应明确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主任魏加宁说，目前宏观调控中问题最多的是货币政策，如果货币政策再不奏效的话，地方政府对行政干预的批评会更加强烈。

    魏加宁认为，这些年业绩稳定的货币政策，无论是在宏观经济政策松还是紧的时候，都没有改变过。这样一个政策包打天下的办法，不能给市场传递一个很好的信号，并且会影响央行的信誉。现在应该明确提出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从而给人的方向感和信号感会更强一些。

    魏加宁认为，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要加快央行的改革，做实货币政策委员会。因为现在货币政策委员会是政策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这减轻了人民银行行长的约束力以及应用货币政策的决策时机。很显然，如果什么事情都需要国务院领导画一个圈，会把很多事情都耽误了。

    魏加宁说，专业性过强的技术性问题也会削弱国务院领导的权威性，让国务院领导在非常专业性、技术性的问题上表态是很难的事情。所以，要做实货币政策委员会，与此同时再增加它的透明度，这样就会提高货币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灵活性。

    魏加宁认为，必须区分宏观调控与经济管理、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应该把环境保护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它犯了一个日程管理的错误。目前的情况是投资过热，我们要限制投资过热就把投资的门槛提高一下，通过把环境保护作为一个标准从而提高投资的门槛，但是宏观经济是波动的，不可能老像现在这么过热，将来经济冷下来的时候，我们要鼓励投资，是不是又要把环保标准降下来呢？

    所以，魏加宁说，不要把环境保护和宏观调控捆绑起来，这样对环境污染反倒是不利。

        扩大内需体现于扩大投资

    对于目前争议较多的投资过快问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认为，投资增长加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最近一个阶段有两件事情促使投资增长加快：一个是反复强调的公共产品的增加，其中80%和投资有关。和谐社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增加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大规模的增加必然导致投资增长加快；二是我们的实业领域已经开始进入到更新换代时期，它的厂房、设备都已经进入到新的调整时期。譬如，前一阶段的温州，提出了以标准厂房生产的概念，而它原来是作坊式的生产。所以，在实业领域目前正进入投资换代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加快是好事，要把投资压下来是不可能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说，目前在金融领域里大家关注较多的是外汇储备会突破10000亿美元，尽管近三个月这个增长幅度有所减缓，但增长幅度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速度上。外汇储备的增加和宏观政策直接相关，一方面它关系到货币收支，另一方面又关系到货币投放。

    巴曙松说，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中国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贸易顺差，与没有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国内投资储蓄的失衡是有密切相关的。

    巴曙松说，过去我们在谈到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减少对国际市场的摩擦时，通常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消费上。实际上消费和投资都是内需，而扩大消费是一个中期目标，它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所以，消费的增长可能受一系列的因素如储蓄倾向、消费倾向、社会保障的中期制度等影响，很难大起大落。

    从这个角度说，巴曙松认为，扩大内需最终要表现在扩大投资上，因为消费的扩张是有限的。

        在投资增长中实现居民增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研究院袁钢明说，现在投资率过高被认为是经济增长过高的一个证据。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的高速增长或者投资率的上升都是合理的。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投资率就比中国现在的还高。没有理由认为投资的高速增长必然会导致经济过热，这是基于如下判断：第一，目前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且通货紧缩的压力要更大一些。第二，煤、电、油、运并不短缺，还可以支持经济更高增长。第三，现在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如果增长太高会导致能耗过高，但用单位能耗来判别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合适。

    袁钢明说，现在有一种说法，由于投资过高而造成经济增长过快，会使居民收入增长过慢等。但事实是，我们的消费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恰好是在投资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实现的，如果把投资压下去的话，消费和居民收入会下降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