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张正义没有同我联系，也没有要总公司解决65万美元的外汇额度。直到这次昆明之行，听了他们的介绍，我才得知他们急需这笔外汇进口样机。我在离开昆明前，电告总公司财务部立即如数解决外汇额度，此事便很快落实了。这也许是我早应该做的一件事。1999年9月6日，时隔13年之后，我参加昆明公司召开的中船重工集团重庆地区改革和发展研讨会。旧地重游，我参观了昆船工业区，看到了昆明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在开发烟草工业机械方面取得的辉映业绩。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昆明公司及其所属企业的经济效益跃居重工集团企业榜首。现在，昆明地区流传着6个字：“烟老大，船老二。”意思是昆明船舶公司是众多求职者的第二选择（第一选择是云南传统的烟草工业）。另外，中船重工集团重庆市地区改革和发展研讨会不在重庆召开而在昆明市召开，就是为了要借鉴昆明公司的经验。云南，特别是昆明，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昆明地区三线军工企业的艰苦生活我有亲身体会。因为1967年3月至1969年2月，整整两年时间，我一直在渡口市（上世纪60年代新建的一个大三线城市，位于云南、四川交界处的金沙江畔，属四川省管辖）三堆子的金沙江畔，负责建设一个三线船厂渡口船厂，那时我担任建厂组组长。当时我刚从荷兰回国，就被派到这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搞三线建设。当时那里流传着几句形容该地生活环境的顺口溜：“一怕麻风二怕狼，三怕地震四怕放冷枪，五怕横渡金沙江。”渡口市南距昆明480公里，北离成都800公里，当时没有高速公路，只有一般公路，山路险峻，只能白天行车。因此，当时由昆明乘汽车到渡口要3天时间，由成都到渡口要5天时间。所以，建厂物资、生活给养大都是经云南的昆明、楚雄、禄丰、永仁，由汽车运到渡口的。当时沿途“文革”武斗不断，缺电缺水，交通运输不时中断，物资运输十分困难，用“天下未乱蜀先乱”、“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来形容并不过分。1969年3月，我历尽艰辛未辱使命，终于把渡口船厂建成了，这段岁月让我终身难忘。这次到昆明市，看到总公司下属的众多三线军工企业职工的艰苦生活，我不由得又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三）走访九江地区1986年7月，为进一步推动改革、搞活企业，总公司组成4个综合调查组，由总公司的4位领导带队，分赴9个地区公司进行综合调查。我负责江西九江地区和上海（包括安徽）地区，参加人员有总公司各部的王首道、任章辉、山金明、张学武、王青雨、王义库、赵忠义、冯玉琛等人，由我任组长，规划部副主任王首道任副组长。总公司在九江地区共有8个工厂、1个精密测试技术研究所和1个闽赣物资供应站，统称“小三线”军工企业，另外还有九江船舶工业学校。8个工厂是：江州造船厂、江新造船厂、九江船用机械厂、朝阳机械厂、江西船用阀门厂、九江仪表厂、浔阳电子仪器厂和江西航海仪器厂。7月22日，我由秘书叶光乾陪同，先去江西地区。上午由北京乘飞机到武汉，当晚8点由武汉转乘轮船“江申一号”去九江，次日凌晨4点30分到达九江。在九江，次日凌晨4月30分到达九江。在九江公司招待所稍事休息后，由九江公司总经理程金发陪同，先去闽赣物资站，然后去位于瑞昌县的九江船用机械厂、江州造船厂和江西航海仪器厂；下午5点由江西航海仪器厂出发，坐汽车去南昌，当晚抵达江西宾馆。7月24日早上8点，江西省分管工业的副省长钱家铭来宾馆与我见面。当天下午，江西省政府召集省经委、国防工办、机械工业厅和交通厅的有关负责人，同我们一起开会研究横向联合事宜。我在会上首先表示，对江西省政府和省各有关部门多年来给予总公司在江西企业的支持表示感谢。我说：“船舶总公司在江西的企事业单位共有职工15000多人。这些企事业单位要发展，就离不开地方的发展，离不开地方的领导和支持。因此，振兴地方经济也是我们这些企业的责任。我这次来南昌，就是想了解我们的企业能为地方做些什么？地方需要我们的企业做些什么？请地方把我们的企业当作自己属下的企业一样，来考虑他们的发展规划。”江西省副省长钱家铭、省机械工业厅厅长李立德、省经委副主任胡仲权、省国防工办副主任于培禄和省交通厅总工程师黄慧铨等先后发了言。他们表示：船舶系统在江西的企业技术力量强，厂房条件好，设备也不差；当前军品任务不足，产品开始逐步转移，在开发民品上做了不少工作，但总的还是任务不足；因此，这是双方合作的大好契机。接着，双方就具体合作项目进行磋商。我们初步计划：九江船用机械厂与江西制氧机厂合作，因为这两个厂商品相近，前者技术力量强、设备条件好，正好弥补后者的不足；江西船用阀门厂与南昌阀门厂联合起来，参加上海经济区阀门联合公司；江西航海仪器厂正在搞微机改造机床，而微机正是地方机床行业的薄弱环节，双方联合起来搞机电一体化；浔阳电子仪器厂开发的温控开关，与景德镇一家生产电冰箱的工厂配套合作；九江仪表厂开发汽车空调，为江西省的汽车行业配套（省汽车办已将其列入行业规划），同时也可与江西微电机厂、九江微电机厂联合，生产洗衣机电机。李立德厅长还提出，可以借助船舶系统企业的工程技术力量和设备条件，联合起来承接成套设备的生产任务。省交通厅总工程师黄慧铨介绍说，他们交通厅有个远洋公司，已向交通部申请再进口一艘5000吨的货船。经委副主任胡仲权介绍说，江西炼油厂每年需要250万吨原油，尽管目前原油供应量不足，但每年也有100多万吨原油进口；如果有几艘3000~5000吨的油船组成自己的运输船队，不仅不受制于人，而且要不了多长时间，投资就收回了。他说，外贸公司进口40000吨原油，靠人家运输，到家只剩36000吨，白白损失了4000吨。听了黄总工程师和胡副主任的介绍，我接着说：“我曾于1983年9月第一次去江西，去过江州造船厂，是为了帮助该厂克服困难、开发生产民用船舶而去的。那时该厂的厂长，也就是今天陪我来的九江船舶工业公司总经理程金发。昨天我到九江，再次去江州造船厂，听了工厂领导的介绍。该厂于去年（1985年）7月已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双体客船‘瑞昌’号，目前正在为上海海运局建造两艘5000吨油船。其中第一艘‘建设7号’已于上月下水，预计今年年底这两艘油船将全部交付使用。我认为这个厂目前不仅有建造5000吨级民用船舶的能力，而且也有了这方面的业绩和经验。我相信不要多长时间，这个厂还可以建造出口船舶，为江西省开创建造出口船舶的历史。现在既有地方运输部门需要，我们的船厂又有能力建造，这真是个巧合。”随后，我建议程金发进一步同江西省有关部门商讨并促成此事。会议开得很成功，也很有成效。当天晚上，江西省副省长蒋祝平和钱家铭在江西宾馆宴请我们。蒋祝平与我有点私人关系：他既是我的同乡，又与我弟弟、弟媳同过事，他的叔父蒋细荣也和我在上海船厂共事多年。这次我江西之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敞开我们军工系统完全封闭式的计划经济大门，与江西省地方企业实行横向联合；二是向一些较困难的企业了解需要我们总公司做些什么。关于同地方企业横向联合的问题，江西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都很重视。通过省政府召开的会议，双方已达成共识，接下来就是由九江公司和地方有关企业进一步具体落实了。第二天清晨6点钟，我离开南昌去德安县江西浔阳电子仪器厂，中午返抵九江，下午先后去九江仪表厂和江西船用阀门厂，当晚9点多抵达江新造船厂住宿。7月26日上午，我参观江新造船厂并观看介绍工厂的录像，下午去朝阳机械厂参观并组织座谈，了解1985年CSTC引进处为他们从挪威NORAC公司引进的一套二手设备（复合岩棉板生产线）的生产和产品销售情况，以帮助他们在上海设立销售点。7月27日上午，我在朝阳机械厂专门听取了九江船舶工业公司领导的汇报，下午即乘汽车去安庆船舶柴油机厂，结束了为期5天的江西之行。（四）再到安徵芜湖江西之行结束后，我于1986年7月27日下午离开朝阳机械厂乘车前往安徽。当晚6点抵达安庆，宿安庆状元府宾馆。第二天上午，我去安庆船舶柴油机厂，下午去安庆船舶电器厂。这两个厂都隶属于上海公司，当时也是比较困难的军工企业。参观了这两个工厂并听取了厂领导有关情况汇报后，我拜访了安庆行署第一副专员蒋义鹏、安庆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蔡文中以及安庆市经委一位姓焦的副主任；一方面向他们致谢，同时请求地方政府和领导继续对中央直属企业给予关心和支持。7月29日清晨，我们驱车离开安庆去芜湖，上午11点多抵达芜湖造船厂。⒄（中国船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