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搬家”这两个字，成为国内钢铁巨头宝钢集团的管理层和员工们讨论越来越多的话题，因为在未来的几年中，宝钢在上海的部分资产要不可避免地转移到外地去。

　　去年7月4日，上海市政府与宝钢集团签署了一份协议，在未来的5年内，宝钢要将部分产能迁离上海。

　　除了宝钢，包括首钢、重钢在内的国内其他钢厂，已经在实施搬迁或者基本完成了搬迁，而杭钢、石钢、合肥钢铁等钢厂，也明确提出未来要对部分产能进行搬迁。

　　从政策规划上来看，“搬迁”已经是越来越多的国内钢厂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而在钢铁行业增长放缓的市场环境下，搬迁过程中所要付出的投建成本、亏损风险，以及人员安置、社会负担，正在让一些已经在酝酿搬迁的钢厂变得犹豫。

　　环保与成本的压力

　　对宝钢集团和其传统的大本营上海市来说，搬迁意味着前者在全国布局的加速调整和后者在结构调整上加大力度。

　　在距离上海近2000公里的湛江，一座千万吨级的精品钢铁基地已经获得了开工的通行证，这里靠近原料进口和钢材出口的出海口，是宝钢“二次创业”的重要基地。

　　宝钢的“走出上海、南下湛江”，其实也囊括了国内钢厂需要搬迁的几个主要原因：一是环保的要求;二是降低物流成本;三是产业结构调整。

　　此前，传统的老钢厂大多选址靠近原料产地，目前国内74家重点钢铁企业中，有18家建在省会城市，34家建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而随着钢产能的不断增大，这些高能耗的企业，就给城市环境容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对进口铁矿石依赖程度的越来越高，也决定了沿江沿海建厂，可以节省不小的运输成本。

　　首钢酝酿5年

　　然而，从最早实施搬迁工作的首钢开始，关于钢厂搬迁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

　　“城市钢厂搬迁绝非易事，从计划、选址、论证到最终的建设乃至投产，一般至少需要5年，而最近几年整个钢铁行业都很难赚钱，要完成耗资动辄上亿的搬迁，从亏损到盈利就需要更加漫长的时间。”一位钢铁行业内专家对记者指出，而对于企业来说，钢厂搬迁除了资金的损失，还涉及到职工分流安置、对新厂区和新市场的熟悉，以及原有企业队伍和技术能否继续延续等多重问题。

　　在这一点上，已经完成从北京到河北搬迁工作的首钢，耗时五年的“搬家”历程，就更加冷暖自知。

　　成立于1919年的首钢集团，在长达9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位于北京长安街的延长线上，距天安门只有17公里。

　　但是进入新世纪，首钢每年排放的1.8万吨可吸入颗粒物，成了北京的首要污染源。

　　从2005年开始，首钢集团就在酝酿搬迁工作，直到2010年首钢北京石景山钢铁主流程全面停产，搬迁工作才算落下帷幕。目前，首钢集团旗下只有总部的研发、销售、供应人员以及顺义的冷轧厂还留在北京，其他主要钢铁生产资产已经迁至河北的曹妃甸、迁安以及秦皇岛等地。

　　棘手的搬迁

　　“在搬迁的过程中，最棘手、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职工的安置与分流。”首钢一位人士对记者回忆，当时，公司涉钢产业的员工就有近8万人，大部分员工集中在棒材厂、型材厂、线材厂、机械厂、供电公司、制氧厂等下游及辅助性企业，而要搬迁到首钢京唐、首钢迁钢、顺义冷轧等新工厂，由于自动化程度较高，最终只能安置2万左右的员工。

　　这意味着，在2010年前，首钢必须将6万左右职工分流，一旦处理不好，不仅会引发职工不满，还会耽误整体搬迁时间。

　　为此，首钢的总体方案是按照职工意愿、企业需要分流，年龄比较大的职工，如果技术熟练的将继续留用，或者通过买断工龄等方式提前退休;年轻工人如果不想去河北工作，可通过培训更换工作岗位，通过首钢的电子、机电制造业、房地产等辅业或者介绍到其他公司安置。

　　“为了让职工减少在外地工作的顾虑，公司还开通了北京—迁安、北京—曹妃甸的员工班车，在河北工作的工人可以每周五下午坐班车回北京，周日下午再回到河北，或者每两周可回北京休假四天。”上述首钢人士对记者透露。

　　然而，尽管妥善解决了员工安置等问题，但搬迁给首钢带来的经营上的阵痛，至今仍未消除。

　　2008年10月，首钢在河北投建的新钢厂曹妃甸基地一期工程就点火烘炉成功，但由于遭遇经济危机，曹妃甸基地一直拖延近一年后才正式投产，投产后也一直难以摆脱亏损状态。

　　“由于总体产能过剩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大规模转产搬迁的投资和扭亏成本变得更高，此前酝酿搬迁的钢厂，对启动搬迁的决定也将会更加谨慎。” 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对记者预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