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石定价指数化带来的隐忧长期困扰着国内的钢铁企业。据悉，已获证监会批复的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所)将铁矿石期货上市时间暂定于10月中旬，随着上市时间的临近，作为避险工具的“中国版”铁矿石期货会否成为游资的“炒作场”，成为钢厂普遍关心的问题。在9月25日~26日召开的第十三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讨会上，《中国冶金报》记者感觉到，铁矿石期货已成为参会代表在会上会下交流中必不可少的话题。

　　正能量

　　对中国钢铁业而言，铁矿石期货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市场也期待其能带来更多的正能量。

　　中国国际期货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红英在会议间隙对《中国冶金报》记者表示：“在过去铁矿石供给不足时，话语权掌握在国外矿山手中，现在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和国外矿产量的增加使重心向需求方转移，铁矿石期货为需求方提供了一个发声的平台。”

　　在铁矿石年度定价被抛弃后，被广泛采用的指数定价弊端明显。目前，国际市场上的铁矿石价格指数有Platts、TSI和MB等，“但它们仍然是不公开的、不透明的，易被矿山操纵，不能完全代表市场真实水平。”河北钢铁集团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田泽军对记者表示。

　　大连商品交易所工业品事业部高级经理王淑梅认为，我国上市铁矿石期货有利于建立一个更合理和透明的定价方式，同时也为产业提供了一个避险工具。

　　田泽军也强调，从金融化趋势上看，推出铁矿石期货是必然的，国内钢铁企业应研究利用铁矿石期货等现代化金融手段，探索期货套期保值等市场操作，分析期货等的走势，有效对冲资源市场的价格波动风险。

　　风险

　　宝钢集团副总经理戴志浩两年前就呼吁，要关注金融化带来的风险，此次他仍在会上强调，从整个产业的角度来看，要客观理性地看待钢铁产业链的金融化，金融化并不是解决产业链和产品定价问题的唯一选择。他表示，金融资本进入的本质是瓜分产业链上下游的利润，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被金融化后，上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均失去了定价权。国际钢铁协会高级研究员钟绍良也持同样观点，他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期货市场是一个博弈市场，与金融资本相比，产业资本难以在博弈中取胜，将失去一部分利润。”

　　另一方面，铁矿石期货上市后是否会加大市场的波动与推高价格也令业内担忧。王红英用“在海上行驶的船”来形容期货市场的波动频繁。而在铁矿石现货市场上，尽管供给有所增加，但垄断态势短期难改，市场竞争仍不充分，供给方仍具备影响价格的优势，期货市场可能会强化这种影响。武钢集团采购总监、国贸总公司总经理吴声彪就认为，由于国际铁矿石资源相对集中，即便未来出现供求关系的逆转，由于我国钢铁企业比较分散，话语权缺失，对铁矿石的需求相对刚性，在这种情况下，铁矿石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短期内供需双方还存在一定的博弈空间。钟绍良也表示，三大矿山的供给集中度仍较高，它们有能力阶段性地影响现货价格，进而进一步通过期货市场得到反映。

　　公开数据显示，2008年~2011年，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分别为55%、68%、62%和63%;今年前8个月，我国累计进口铁矿石5.26亿吨，同比增长8.3%。这组数据表明，我国铁矿石原料对外依存度仍然较高。

　　世界第四大铁矿石生产商澳大利亚FMG的一位商务代表对《中国冶金报》记者说：“铁矿石期货上市后，供给层面不会发生变化，但期货市场会带来一定的需求，这可能推升铁矿石价格。”

　　探路

　　对于如何有效地利用期货等金融产品而言，钢铁企业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大部分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仍处于探索之中。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王晓齐表示，要适应铁矿石期货要求，加强制度建设，开展学习交流活动，有效规避风险。

　　戴志浩认为，对单个企业来说，金融产品只是提供了价格风险的一种对冲工具，当把工具用错的时候，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对钢铁企业来说，合理适度、坚持套保是使用金融工具的一个原则。对于如何应对铁矿石金融化，他对《中国冶金报》记者表示：“我们正在探路。”吴声彪也告诉记者，武钢目前也处于考虑和研究之中。

　　本钢集团国贸公司期货业务负责人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由于本钢的铁矿石不够用，实际进入贸易环节的铁矿石量很少，铁矿石期货上市后，会结合实际情况做一些套保，目前在螺纹钢期货方面有进行交易，但量比较小。他认为，对钢厂而言，要加强学习，不能将期货当成盈利工具，要从周期上和趋势上加以把握，进行套期保值来防控风险。

　　FMG的商务代表认为，中国钢厂缺乏铁矿石期货领域人才，很难“玩过”金融资本。钟绍良也表示，人才是中国钢厂面临的最大问题。王红英则相对乐观，他认为这需要一个过程，急不得，首先要参与进来，只有参与了才会真正了解。

　　不过，对于国有钢铁企业而言，参与进去并不容易。宝钢和武钢的相关人士均表示，能否参与期货市场需要国资委的批准。《中国冶金报》记者通过查阅国务院国资委网站的相关文件了解到，国资委2009年3月份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的通知》，对央企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的流程、监督和问责等方面进行了规范。该《通知》称，要严格执行审批程序，资产负债率高、经营严重亏损、现金流紧张的企业不得开展金融衍生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