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11年的钢贸信贷泡沫，在去年彻底破裂。时间，并未治愈这一创伤。如今，这块“伤疤”仍在继续溃烂。而这一切皆因“钱”。几年间，钢贸行业，正如下山的火车，呼啸而去，大片企业倒闭丝毫不足以耗尽它巨大的惯性。

　　这个曾随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繁衍、屡创商业传奇的行业所发生的巨变，已将众多企业的命运扭转。众多钢贸人从创业时的赤贫，一跃成为富豪，再到如今负债累累，不过10年的时间。

　　这10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看似牢不可破的信用担保“城堡”为何瞬间崩塌?曾经数千亿元的银行贷款为何突然“蒸发”?

　　本报历时数月走访，层层剥茧，试图揭开这一谜团背后的答案。

　　钢贸钱殇：“死亡名单”背后

　　在“跑路”、“跳楼”等坏消息频繁出现的钢贸圈，郑少花已经营了10多年的企业，最终还是破产了，但这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又逢月末，这位55岁的女人，正和其他10多位已经破产的同乡一起，到上海松江某钢材市场办公楼二楼开会，商讨如何应对银行的“逼债”。

　　背着一个外皮已经有些破损的黑色PRADA皮包的郑少花，经过一年的努力，仍未走出债务阴影。

　　巨大的压力使不少人最终崩溃。

　　郑少花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列着密密麻麻10多位全国各地钢贸商自杀的详细记录，而这份“死亡名单”，也掀开了典型的钢贸信贷危机的一角。

　　“断贷”围城

　　肖某，40岁，萌源村人，在天津经商，服毒自杀。

　　高某，30岁，狮城镇仙溪村，在无锡江阴经商，在扬州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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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因为还不上银行的欠款，最终选择自杀的。”郑少花说，仅她统计的自杀的钢贸老板已不下10个。

　　10多年前，郑少花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乡——福建周宁县进沪创业。

　　10多年来，来自郑少花家乡的人，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创办的钢贸企业，曾一度发展到6000余家，从业人数多达6万，占据上海钢贸市场5成份额。

　　如今，来自这个群体的钢贸企业，几乎锐减了一半，并在继续不断减少。勉强活下来的企业，仍在继续挣扎。

　　采访过程中，郑少花的电话时常响起，每次接通之后她都一言不发。“这些都是讨债公司的电话，是银行专门雇佣的，话都说得很难听。”郑少花说，但这些电话又不能不接，不接的话，银行会认为她已经失踪了。她说，之前银行让她先把所欠的700万元还上，过一下账，然后再继续贷出来，但是收回后，就没再和她续贷了。

　　近年来，钢市供求关系出现逆转，钢价持续下跌，钢贸老板在转型中纷纷多元化经营，进行资金杠杆运作。而钢贸贷款基本是短期资金，极易产生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自2011年之后，钢贸行业的资金状况急转直下，个别钢贸商“跑路”，重复质押、骗货诈贷事件纷纷上演。伴随着首张多米诺骨牌的倒下，银行和钢贸商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

　　2011年11月，上海银监会两度发文，警示钢贸企业的贷款风险。长三角地区大部分银行对于钢贸企业贷款到期后，均采取不再新增授信的政策。

　　而在以往鼎盛时期，整个在沪钢贸企业从银行贷款规模曾达到2000亿元。

　　“屋漏偏逢连阴雨”，行情也变得越发糟糕，2011~2013年，钢贸行业已持续3年亏损，负债企业大量出现。

　　正和郑少花一起商讨如何还债的刘玉彬，今年38岁，2010年他带着1200万元自有资金入行创业，3年不到，已欠下银行3000多万元的债务。

　　刘玉彬向本报记者透露，截至今年6月份，在沪所有闽东籍钢贸企业仍欠银行500多亿元，而3月份是590多亿元。

　　“我们不是不还，只是需要时间。”刘玉彬说道。

　　由于持续的生意亏损和银行催债，许多钢贸企业不得不将信用卡的钱套现之后偿还银行贷款。

　　记者拿到的一份某银行“钢贸企业信用卡交易逾期情况表”，里面列出了60多位钢贸商的信用卡拖欠记录。知情人士透露，“这只是一部分。”

　　在这张表里，每个人的“应收账款”从几万元至一百多万元不等，利息达到几万元至几十万元。

　　小小的信用卡，几乎成了钢贸商最后的“催命符”。

　　“许多人都是因为信用卡的钱还不上而被抓进去了。”至今还不太懂信用卡使用规则的郑少花说，去年，她攒了10万元去还欠款30多万元的信用卡，还完之后仍欠40着多万元。

　　据福建省周宁县上海商会统计，目前，约有5成钢贸企业破产，正常经营的企业已不足两成，其中，因银行借贷倒闭的企业占到80%。

　　夺命链条

　　其实，郑少花、刘玉彬等只是这场风波的小角色，由于资金链条的传导，上海几位钢贸大佬的“陨落”，才彻底击垮了行业的信心。

　　周某作为钢贸圈的“带头大哥”，从20世纪90年代来到上海，依靠自己的艰苦创业，创立了周宁人在钢贸圈的金字招牌，并首创五户联保、动产质押加担保公司担保的钢贸信贷模式。

　　这种模式，一度成为江浙沪钢贸行业最普遍的发展模式。即钢材市场自己组建一家或两家担保公司，在银行专用账户上存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各钢贸商再组成联保小组，经担保公司审批通过后，再向银行推荐申请贷款的商户名单和金额。

　　在市场形势好的时候，这种担保模式一度实现了担保公司、钢贸商和银行的三赢局面。不过，这种看似强大的模式，却在行情急速下滑中凸显出脆弱性：无法抵挡系统性风险。

　　在行情下行的情况下，无法偿还贷款的钢贸商，只能从担保公司借钱还贷。钢贸商把借款还给银行后，再从银行把资金续贷出来还给担保公司，担保公司再把这笔钱转给担保户。

　　最致命的是，一旦市场中的钢贸商出现呆账之后，银行会从担保公司的保证金里扣除相应资金。为了保持现有信贷规模和保证市场其他商户的正常运转，担保公司只能把这笔钱再补进去。随着无力偿还贷款的钢贸商越来越多，钢材市场的担保公司也必然会被逼到“悬崖”边上。

　　如今，因帮散户还贷，“大佬”周某积累几十年的基业，已经尽数被蚕食，其所建的钢材交易大厦也已被查封。

　　据本报记者调查，近两年来新投建的钢材市场已基本倒闭，周宁籍钢贸商所建的担保公司已急速缩减到不足15家。

　　如同一个危险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任何一个担保企业的崩垮，都将牵连打击一片钢贸企业。

　　本报记者在沪办大厦、柏树大厦、宝隆一方大厦、复城国际、高境大厦、五角丰达、第一钢市大厦等钢贸企业集中的写字楼区进行的“扫楼式”走访发现，目前大多数钢贸企业已人去楼空，楼层越高，空置的商铺越多。而几年前，这些楼宇的商铺还是一铺难求。

　　与郑少花一样，众多闽东人从刚到上海时的赤贫，到一跃成为富豪，再到如今负债累累，这样的大起大落，不过才10年的时间……

　　钢贸钱殇：2000亿贷款去哪儿了?

    2000亿，去哪儿了?

　　据上海市银监局统计，在行业繁荣时期，仅上海地区钢铁贸易企业贷款余额一度接近2000亿元。

　　这其中还不包括自有资金和来自亲朋的拆借资金。而如今，整个行业陷入大面积信贷危机，一边是银行追债收贷，一边是贸易商疯狂筹钱。钱究竟去哪儿了?

　　对此，金融机构纷纷叫苦，行业企业拼命喊冤。为了刨根究底，本报记者历时数月走访了金融机构、钢贸企业代表，层层剥茧，试图揭开这一谜团背后的答案。

　　轻松贷一亿

　　究其源头，还要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说起，当时钢价一年内上演了一大波“过山车式”暴涨暴跌行情，许多钢贸商陷入亏损，第一次尝到苦头，靠“赚差价”夹缝生存的他们对此并不甘心。

　　而后，随着“四万亿”刺激政策的出台，银根一路宽松，更多的钢贸商开始投身现货贸易。

　　“之前，上海80%以上的中小钢贸商以‘搬砖头’生意为主。”在上海钢贸圈打拼了二十余年的李波说，由于现货贸易需要从钢厂直接拿货，要求做钢厂的常年代理，所以需要大量资金垫付，这正好与银行当时的信贷宽松政策一拍即合。

　　从2009年开始，银行与钢贸商因这种所谓的“情投意合”，开始从相恋步入热恋。

　　“当时在上海许多钢贸商圈内，几乎可以同时看到国内十几家大型银行设立的分支行。”也正是从那时开始，钢贸信贷泡沫逐步产生并不断膨胀起来。

　　在李波记忆中，当时各个银行都急于想把款贷出去，只要在市场内碰到银行业务员，简单聊一聊，然后按银行的清单要求填写一下就可以贷钱。“我填写后没两个月就下来3000万，接着南京银行贷给4000万，广发银行又贷给3000多万，一下子就拿到1个亿的融资。”

　　提及这一话题，随同李波接受记者采访的张宇便按捺不住的侃谈起来。

　　他凭借着多年钢材信贷操作经验介绍，“银根宽松时，许多商业银行对下属分行的考核指标也很多，不光要放贷出去多少，还要求年度存款多少，各类基金、理财产品销售多少等。为顺利完成考核，分行只能继续向下传导压力，基层支行业务员为了不丢工作，甚至开始帮助不达标的企业填写申请表，想尽办法拿下贷款。”

　　这样的现象，在当时比比皆是。记者走访中，数十位钢贸商在言行里透露了这一信息。而江苏银监局无锡银监分局戴玉明在一篇《无锡钢贸信贷高收益泡沫破灭的调查与思考》署名文章中坦言，商业银行不科学的考核制度，为钢贸信贷泡沫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成为其信贷风险积聚的“火药桶”。

　　“钢贸属资金密集型行业，需大量的银行贷款来维持运转，在圈内，银行贷款过亿的企业只能算中型，大型企业的银行贷款更多。”在李波看来，那时大家都看好这个行业，为加快扩张都在疯狂借贷。

　　据调查，在2009年一年内，上海钢贸商在外地新投建的钢材市场数量超150家，其中，仅江苏有近80家新建钢材市场。

　　挥手赌行情

　　到了2010年年底，钢材市场形势开始出现萎缩迹象，钢材滞销，钢价倒挂，市场跌声一片。

　　无奈下，钢贸商把接下来的传统冬储行情(年底大量囤货，第二年年初出货)视作翻本的大好机会。

　　可2011年初，这一延续了多年的传统上涨行情不仅没能出现，钢铁形势反而急转直下，萧条的景象开始蔓延。

　　面对突如其来的波折，多数钢贸商不愿放弃。“当年的钢厂全年代理已经签订，也已容不得我们退缩。”公司总部设在上海松江钢材城的，一位坚守行业多年的商户代表周游一脸惆怅的说，冬储行情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消失的，2011年之前这种行情都会出现，现在不行了。

　　不过，“尽管我们知道已经在亏损，可还得继续寻求银行贷款，让资金链条继续周转下去。”周游解释，一开始行情好的时候，每月2万吨库存，然后销售出去之后，偿还银行利息，自己还能赚到一部分钱，后来市场价格倒挂，很快就赔了，周转资金越来越少，要想再次囤货只能再从银行借贷。

　　行情亏损一波，借贷就追加一些。

　　一方面钢贸商要保障每月接收代理钢厂年初定好的采购量，因年初已给钢厂500万保证金，且每个月都压货，完不成销售任务的话，不但保证金拿不回来，还会面临价格上浮，无返利等难题。

　　另一方面还要逐步扩大其在银行的贷款额度，因为要偿还上月借贷利息和弥补市场价格倒挂带来的经营亏损。

　　事实上，“这在圈内还是好的情况，说明在下跌行情中做到了快速清仓，而让钢贸商感到更加痛苦的是钢材滞销。”李波紧皱眉头说，好多时候市场供过于求，加上多数人对市场抱有侥幸心理，就选择大量囤货冒险赌行情，结果经营亏损和银行欠款越来越多。

　　据西本新干线监测数据显示，2011年迄今，国内钢材价格从5110元/吨一路跌至今年最低时的3340元/吨，两年内最高跌去1700元/吨。

　　按照上海每年的钢材交易量约为一亿吨，以这两年钢价平均下跌800元/吨计算，完全囤货两年下来将亏损1600亿元。如果按照快速出货，每吨每月平均倒挂20元算，两年下来累计亏损接近500亿元。

　　周游直言不讳的告诉记者，“从2011年至今，三年来公司在跌价行情中总体亏损了40%左右。”

　　后来形成的结果是，“越囤货越亏，越贷款越亏”，钢贸商的“资金黑洞”变得越来越大。

　　资金被吞噬

　　一边是贸易持续亏损，一边是承担高额的财务成本。

　　2011年年底银行迫于市场风险开始紧急抽贷。因为“钱”，这对刚刚热恋不久的情侣开始闹起别扭。

　　钢贸商开始抱怨，钱越来越少，贷款越来越紧。面对记者采访，张宇缄默了许久说，“钢贸业的暴利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即使操作再好的企业也很难保证用正常的经营利润来弥补财务成本。”

　　对此，张宇简单算了一笔账：“比如在前两年，钢贸商通过钢材市场、担保公司要在银行贷款5000万元，贷款下来银行一般会让全额返存，然后再给出一张5000万元承兑汇票(采用全额承兑汇票)，这样就相当于一笔贷款要承担5000万贷款利息和5000万承兑贴现费用。而且按一年期来算，这笔贷款下来还要去掉40%的保证金和总计高达27%的财务成本(一年贷款利息、财务顾问费、开票费、承兑汇票贴现费甚至包括购买银行一定量的保险、基金和理财产品等)，如此看来，这笔贷款真正到手的自由资金还不到2000万元。”

　　同时在银行、担保公司任职过的张宇向本报记者揭开了这一信贷潜规则。他说，这还是正常费用，这中间还不包括至少二次的短期民间资金拆借(贷款前的保证金和贷款期间部分银行要求半年全额还款一次所需的临时拆借费用，一般月息在3%)，甚至还有一些其他“表外收费”。

　　周游证实，“前两年，一些地方性银行对钢贸商的贷款利率一般都会在基准利率上上浮40%左右，如果不算上述保证金和民间拆借，其他各种费用加起来，整体财务成本可达27%/年。也就是说，即使前两年不做生意(没有贸易亏损)，这2000万基本上用不到两年就被吞噬掉了。”

　　当然，甚至还有部分银行在基准利率上最高上浮60%，在持续下跌行情中，钢贸商是根本没法通过正常贸易赚回的。“操作好的企业能把办公成本收回就不错”，周游站在钢贸商角度计算出一笔办公成本：比如一家20人左右拥有三个网点(在上海三家钢市均有商铺)的中型钢贸企业，一年下来包括商铺租金、人员工资和电费、网费及物业费等一般在100万以上。

　　为此，后来有一些撑不住的钢贸商开始挪用贷款转投房地产或者其他高回报行业。结果反而加剧了企业资金链断裂。

　　走上不归路

　　其实，“我的理念就是想做好钢铁企业，要长期做下去，所以只能硬着头皮熬等行情，把货继续囤积下来”。周游告诉记者，囤货便需要有银行贷款不断的输血。

　　可出乎意料的是，为了维持企业运转，“我们开始利滚利，银行贷款越欠越多，久而久之，陷入了‘滚雪球’式亏损，雪球越滚越大，现在已经停不下了”。

　　这期间(2012年初)，随着无锡一洲董事长跑路事件曝光，瞬间在钢铁圈炸开了锅。

　　之前与钢贸商“热恋”的银行开始“反目为仇”。张宇形象的对本报记者回忆说，一时间内，许多银行开始对钢贸商实施紧急收贷、限贷甚至停贷，不仅严查钢材质押类贷款，还将钢贸商普遍存在的联保、互保贷款模式列入了“黑名单”，对原先的纯联保、互保类贷款则采取“只收不放”。

　　信贷骤然告急，终于引爆了深藏在行业融资链条上的定时炸弹。

　　当资本大潮退去，钢贸商恍然发现自己在“裸泳”。起初银行的贷款就像广阔无边的海水，遮掩了钢贸商的资金匮乏和实力，现在水突然被抽干了，企业已无法以游泳的方式再回到岸边，最后只能被裸着晾在沙滩上。

　　可折腾下总会好于等死。钢贸商同银行“分手”后，开始大量寻求民间高息资本来过桥周转或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利息。可这在亏损行情下同样是利滚利，而且越借资金黑洞就越大。

　　周游说，“我从2008年开始从银行贷款做现货，到现在已经全赔光了。包括我之前做生意赚的3000万，全搭进去了。”

　　而李波的遭遇更为惨烈。他从2009年开始从银行贷款，最多贷到1.3亿元，到目前为止，把自己所有的存款和钢材货物以及之前自有资金购买的多套房产、车等折现后全部加起来，才偿还了银行9000万元，还剩3000多万元没有还上。

　　2012年2月，福建省周宁县上海商会相关负责人，发表了致商会会员以及周宁藉乡贤的《倡议书》。

　　这份《倡议书》也被业内堪称行业地震式“预警”。当天会上，商会负责人颇感无奈的说，“这个现状是时代的必然，不是我们恶意想走到这一步，这两年进入钢贸行业的企业，不贷款是没出路，贷了款就是死路，走了这条路就是不归路”。

　　如今，钢贸商出现大面积倒闭潮，许多濒临倒闭的企业开始用个人信用卡偿还之前的银行贷款和民间拆解利息。

　　“我们不得不这么做，现在不是企业倒闭的问题，还不上钱就要被起诉。”张宇说，通过信用卡还企业贷款利息，然后再分期还信用卡，这样可以维持经营，等待行情。

　　可行情究竟何时到来，正决定着这些钢贸商的命运。

　　据了解，今年以来，在上海平均每周都会看到有钢贸商被诉讼的案件开庭。“现在我们也怕坏账率增加”，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年初某股份制银行的董事长特意从外地总行赶来上海，集中起诉了上百家钢贸商。

　　尤其一些联保贷款企业一跨就是好多家。其实，起初钢贸行业设立联保、互保融资模式的初衷，本是考虑更大程度为金融机构规避风险，而现在看来，竟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代名词。

　　据福建省一家在沪商会保守估计，截至目前会员企业中因银行借贷倒闭的钢贸企业占到总体的80%，被起诉的钢贸商已超过10%。

　　钢贸钱殇：老周自己的小账本

“现在许多人去我们老家讲，我们这些在外做钢贸生意的人都是骗子。”由于近年来钢贸危机的爆发，老周和同行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委屈”。因此，每谈及此，老实本分的老周话语中多了几分愤懑。

　　钱，哪儿来的

　　老周在做钢贸之前，是有些家底的。

　　“刚开始，我并没有做钢贸。”据老周介绍，他是靠运输起家的，刚到上海，他和他爱人搞运输，经过几年的发展，老周的运输生意越做越大，不仅有了自己的车队，还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如果当时不涉足钢贸，还是做自己的运输，后半辈子完全可以衣食无忧。”时至今日，老周不免发感慨。

　　而当时钢贸行业如火如荼的大好形势下，老周却并没有这么做，他带着自己先前稿运输攒下的积蓄，于2002年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钢贸公司，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创业。

　　经过两年的发展，2004年，老周又组建了新的公司。尽管公司越做越大，但是老周的心却越来越不踏实。“原来都是自己的钱在做，可做钢贸生意的话，仅靠自己的那点积蓄是不够的，还需要从银行贷款。”据老周介绍，“算上担保费用也就三分利息”。

　　在银行的资金支持下，老周公司的经营规模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旗下公司注册资金达1.2亿，涵盖了钢材贸易、仓储物流和融资担保，并投资建设了钢材市场。

　　而与此同时，老周获取的银行支持亦水涨船高，仅通过钢材市场担保的形式就获取银行资金支持达2.8亿。

　　钱，哪儿去了

　　“但就钢材贸易来说，这两年的形势实在是太差了。”在老周看来，自己苦心经营的商业帝国，在两年多时间里形势急转而下，与近两年的钢材市场的行情不无关系。

　　以2012年2、3月份为例，作为钢厂协议户，明知道拿货就赔钱，但由于交了高额保证金，老周不得不继续拿货。

　　当时拿到钢厂的合同价和市场价差不多，但货从钢厂装船到上海大概有10天的周期，运到上海这边，钢价已经下跌了不少。“再加上船运费和吊费，每吨下来净亏100元。而这期间也会有小幅上涨行情，但钢厂往往此时会压货，很难拿到货，100万做两年就什么也没有了。”

　　而事实上，考虑到银行贷款的资金成本，亏损的严重程度远非如此。据老周介绍，在正常的贸易中，钢贸商需要两头垫资。“钢厂方面，需要提前交纳一年的保证金，保证金金额为全年订货总量的10%，保证金的利息自己需要掏2分。”

　　下游方面，则需要全额垫资，有时候甚至会被恶意拖欠，“这种情况下，不仅赚不到钱，连本金都无法追回。”

　　以老周与江苏某钢结构公司的贸易纠纷为例，由于多年贸易往来，相互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我们之间最少有了7、8年合作。”尽管如此，多年的合作下来，对方近1000万的尾款没有结清，“尽管仲裁结果已经下来了，但由于对方是江苏省4A企业，受地方政府的保护，公司已经做了变更，欠款至今仍没追回。”

　　其实，除了行情长期低迷，银行资本的借用，则加剧了老周的破产。

　　“银行答应带给你1000万，400万的保证金先要打进去，然后给你开出1000万的承兑汇票。”据老周介绍，银行贷款一般都是以承兑汇票的方式发放的。这样无形中加重了钢贸商的负担，“因为你不仅需要支付银行每年7、8个点的银行利息，还需要支付高额的承兑汇票贴现率。

　　而作为钢材市场的投资者，老周还成立了配套的担保公司，并为市场里的商户提供相应的担保服务，并从中收取相应的担保费用。“一般都是半年还一次，半年的担保费用在1.8%。”据老周介绍，自己在成立了钢材市场之后，以市场的名义担保了2.8亿。“这些钱给商户用了1个多亿，留下来一部分用于钢材市场的投资建设。”

　　尽管收取了一部分担保费用，但对于老周来说，跟所需承担的担保风险比起来，这点钱对于担保公司来说，显得微不足道。“我的商户在银行欠下的钱，还不上，银行现在让我还，因为是我做的担保。”

　　而在钢材市场的建设中，老周表示，自己并没有拿从银行借来的钱“乱来”。但他同时认为，资金在钢材市场建设过程中，还有节省的空间。据老周介绍，光装修费用就花了近千万，“这个钱花的有点多，但是没办法不花，因为银行需要‘好车好办公室’才能给你贷款。”

　　而对于自己担保的1个多亿，老周现在已经根本无力偿还。“每个月只能靠刷信用卡还银行利息。”据老周介绍，他想通过跟银行协商，先还掉本金，但银行不同意，“还要加违约金和1分5的利息。”

　　担保的责任无法逃避，联保更是如此。“不光担保的钱还不上，现在联保也被深深套牢了。”据老周介绍，除了担保，他还跟一些老乡搞了联保。联保300万~400万的保证金。“现在想起来，联保这东西真是害死人。”

　　“我自己的钱都是专款专用，但别人欠了钱，我就得把窟窿堵上。”老周说，他想还掉自己联保的那部分钱解套，但是银行不同意。“要求一定要帮其他人一起还清。”

　　“看到我还款压力大，银行还帮我出主意。”老周说，银行考虑让他儿子的到银行贷款，替自己还钱。“欠银行的钱，我自己会想办法还，但我不想把儿子拖下水。”对于银行方面提出的还款方式，老周一口否决。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老实本分的生意人，家乡建设、慈善助学什么的，我们都有捐钱，捐物。”据老周介绍，自己多年来仅在慈善方面的投入就达100多万。

　　对于未来的路该怎么走，50多岁的老周眼眶湿润、一筹莫展，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都到这份上了，欠的钱总是要还的，就怕没有时间了。”

　　钢贸钱殇：谁之伤?

　　始于2011年的钢贸信贷泡沫，在去年彻底破裂。

　　时间，并未治愈这一创伤。如今，这块“伤疤”仍在继续溃烂。而这一切皆因“钱”。

　　几年间，钢贸行业，正如下山的火车，呼啸而去，大片企业倒闭丝毫不足以耗尽它巨大的惯性。

　　这个曾随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繁衍、屡创商业传奇的行业所发生的巨变，已将众多企业的命运扭转。

　　曾占据上海钢贸市场5成份额，诞生出上百家净资产上亿元老板的福建周宁钢贸圈遭受的冲击最为惨烈。

　　据周宁县上海商会统计，目前80%周宁钢贸企业因银行借贷无法偿还而破产或濒临破产，700多人被通缉， 300多人入狱，上千家企业成被告，上万张信用卡被严重透支。

　　曾无限风光的钢贸企业为何会沦落到如此境遇?问题仅仅出在钢贸行业自身吗?

　　当前的钢贸资金困局，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钢贸行业自身野蛮扩张的蒙昧，也有银行监管的疏忽;既有宏观经济周期的调整，也有银行对政策执行的武断和失位。

　　不可否认的是，钢贸信贷泡沫越吹越大，也暴露了金融体系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空单质押、重复质押、虚假骗贷，这些对钢贸行业的乱象指责，恰恰反映了银行监管的缺位。

　　这种监管缺位，既有机制体制的原因，也有利益的驱使。

　　监管缺位，导致个别钢贸企业肆无忌惮，最终带来的后果是对无辜企业的连带，市场整体利益的受损。

　　由于以往钢贸业务带来的巨大效益，在强烈的业绩冲动面前，银行的风控体系集体失语。面对钢贸行业客户，银行看到的更多是其带来的高额回报，忽视了其背后隐藏的高风险，以致银行最终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部分银行还在授信等环节变相依赖担保公司，形成严重“路径依赖”。对担保公司的过度依赖导致商业银行完全把自己的命运押注在担保公司身上，以致风险暴发时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

　　最让钢贸企业腹诽的是一些地区的银行每年因钢贸融资有将近250亿元进账，但当危机来临时，金融监管部门却对钢贸行业收贷“一刀切”，让行业十几年建立的诚信系统形同废墟。

　　衡量金融制度是否完善和有效，取决于制度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信息的不对称问题。

　　无论是银行风控体系集体失语、对担保公司的严重依赖，还是监管部门收贷“一刀切”等，无不体现出目前的行业金融制度仍难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钢贸信贷危机、银企矛盾正用血淋淋的事实和教训反映出行业金融制度存在种种亟待改革的问题。

　　正如一位业内资深人士所言：在这种制度性缺陷面前，一味质问钢贸商的良知、道德，很明显如同拷问一个被锁在屋子里饥肠辘辘的孩子为何要吃掉桌上的蛋糕一样。

　　一两家企业的倒闭也许仅仅是个案，但当行业企业大面积失血带来系统性风险时，钢贸商、银行、担保公司、金融监管部门、地方政府，已在上演“多输”的危局。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先行者，以贸易流通起家的钢贸企业，在最近几年如此迅速地走上一条去实业化的泡沫经济之路，又最终被淹没在信贷泡沫中，是谁之过?

　　冷静观察可知，在当年种种利好政策下养成的对贸易价差的路径依赖，令钢贸企业升级乏力，转身艰难，进而在需求不振、利润微薄、国内结构调整的大格局下进退失据，转而进入资金扩张、民间借贷等局部暴利诱惑之中。金融机构监管失位，更助长各类资金违规运转的热情，此一致命链条的打通，更令钢贸金钱生意势成燃油。一推一拉之间，追泡沫之途得以铸就。而及至宏调由大松转至大紧，部分钢贸企业死亡的命运已然注定。

　　面对这场席卷全国的钢贸系统性风险，单纯指责任何群体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系统性风险更需我们冷静思考，寻找到系统性的办法去解决。

　　科学构建金融风险管理机制，既让需要钱的中小企业贷到钱，又要全流程掌控授信中风险点，提升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管理效能，亟待成为产业金融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章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