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简直是莫名其妙!要是按你说的裁得这么厉害，我估计我都被裁掉了。”10月18日，《新财经》记者就了解到的裁员消息向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求证时，他情绪激动地向记者解释。

　　在三一集团因美国风电项目高调起诉奥巴马的同时，其所控股的三一重工，这家国内市值最大的工程机械企业也结束了曾长达10年的业绩狂飙。尽管2009年时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曾承诺对员工不裁员、不减薪，尽管向文波极力否认裁员的消息，但三一的员工们仍在被这家陷入危机的公司一步步抛弃。

　　罢工!罢工!

　　晚上6点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正是下班回家的时候。对于28岁的长沙三一重工员工夏琳而言，这是她开车来到芙蓉区一家超市附近摆地摊卖围巾的时间。

　　一天晚上能有四五十块钱收入，对于收入减少的夏琳而言，这些钱很重要。2008年大学毕业后，她同时收到了两份OFFER，一份是国家电网，一份是三一重工。她选择了加入长沙的三一重工总部，“主要原因是想留在湖南，离家近点，而且当时的三一发展势头很好”。

　　夏琳从来没担心过三一的“员工优化”，“机械行业哪个公司没有流动、没有裁员?”直到今年9月，夏琳看到自己的工作量因为同事减少而变多，而工资越来越少，她开始有点忧虑，下一个被优化的或许就是自己。

　　焦虑的不仅仅是夏琳。

　　“要出大事了!”当刘琦在百度贴吧上看到号召三一员工从10月14日起开始罢工的传单，他忍不住叫了起来。

　　刘琦是三一制造部的一名普通钳工。7月份的裁员，“运气好，逃了过来”。但裁员后的日子开始让他生不如死：所有员工接受军训、培训，培训期间工资从5000元到仅剩1200元。各种小道消息也开始在员工之间流传：下半年产量减少，公司还要继续减薪、裁员……

　　10月14日的罢工最后没有发生，发放传单的员工被迅速揪了出来，遭到了处理。在刘琦眼里，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罢工流产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前段时间有年轻员工还到处找工会，说让工会组织我们罢工，你说可不可笑?”刘琦总结这次罢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单里的诉求太不现实：日工资提高到160元，质检不合格的处罚减半。“现在正是公司困难的时候，肯定是想办法少花钱，怎么可能加薪?”

　　几乎所有员工都知道，目前正是三一最困难的时候。这家机械行业的领头民营企业，在经历了数年的高速增长后，来到了一个艰难的时点：受宏观经济、工程机械需求低迷影响，订单减少，营业收入和现金流持续减少。

　　根据三一重工2012年上半年财报，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317.6亿元，同比增4.6%;净利润51.6亿元，同比降13.1%;应收账款从年初的113亿元，猛增至229亿元，翻了一倍;长期借款则较同期增长121.08%，达到147.68亿元。糟糕的财报也让三一的股价由年初的12.6元下跌至9.1元，跌幅超过27%，市值蒸发超过260亿元。

　　在向文波的眼里，是媒体夸大了三一问题的严重性。经济环境出现了变化，应收账款增加很自然，资金链问题紧张更是无稽之谈，“三一银行负债205亿元，我账上现金就有91.36亿元，我哪里资金紧张了”?但如何解释三一的银行长期借款增长迅猛?“这是因为公司规模也在不断增大，而且在调整负债结构。”更多的问题，向文波不愿多做解释：“你是专业人士，你自己分析，怎么能问我呢?”

　　夏琳的感觉明显和向文波描述的情况不同。在她的印象里，形势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恶化的，当时长沙总部的订单开始下滑，催款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年后就迅速传来了裁员的消息。夏琳很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听家人的话去国家电网，而是来了三一重工。她清楚自己不可能靠摆地摊维生，“十一”后她开始上招聘网站发简历。按照网站的提示，“平均10次投递可以赢得一次面试机会”，她投了四五十家公司却没有收到任何面试通知。“反正下班了也没什么事做”，在没有新的工作机会前，她还是决定下班后继续去摆地摊，除了围巾，还要再卖点袜子或手套。

　　而钳工刘琦在10月19日，参加公司举行的培训考试，如果不及格，他将被辞退。“我已经33岁了，还要考试，考完理论还要考实践，折腾哟。”他曾四处打听，如果考试不及格被公司优化，能不能拿到赔偿?得到的消息是不可能。不过他已经想好了退路，他有哥们去了浙江绍兴的机械厂打工，“收入也就三千多元，但起码每月能按时发工资”。

　　两个月后将做爸爸的刘琦已经不敢再奢望在长沙买房买车，总结自己前30年的人生，他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多读点书，“要是能读个好大学，考个公务员，日子肯定好过得多。”

　　三一的花招

　　“已经跌破10元了。”娄凡告诉记者。在三一某分公司工作时，他从未关心过三一的股价。被裁员后，他开始关注三一的一举一动。

　　7月，一个普通的周二，和女朋友分手半个月的娄凡正在和同事喝酒时，却接到了一个让他更加心烦意乱的电话：“从明天起，你不用再来上班了。”和他一样被通知“放假”的，还有公司其他五十多名员工。以这样的方法通知员工，娄凡至今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之后的情绪则是恼火：“裁员就是裁员，我和公司的合同还没到期，照理这是要赔偿的。”

　　他和同事们激动地找公司讨说法，公司的应对则是加强了安保措施，同时拿出“离司通知书”向员工们解释，你们先签字，签完字就能拿赔偿。娄凡的很多工友觉得和公司对抗没有好下场，顺从地办理了离职手续，但之后没有拿到任何赔偿。娄凡则和其他9名同事一起走向了劳动局仲裁委员会，经过两周的拉锯式谈判，娄凡被告知，能拿到1.3万元赔偿金。

　　娄凡垂头丧气地离开三一的那一天，是个大晴天。这个在QQ上被朋友们描述为“幽默”、“仗义”的“80后”男孩，形容自己离开公司的感觉是有点舍不得：“在三一工作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工作做得不好时也会被头头骂，但这也正常，不是吗?”不过对三一的感情在两个月后烟消云散，他去办失业保险来到长沙三一总部开离职证明时，不经意看到了系统上自己的名字和离职原因：旷工三日，自动离职。

　　娄凡感到很不高兴，他学了三年机械，一毕业就进了三一重工,兢兢业业工作了4年，经常从早8点工作到晚8点，莫名被裁，理由却是自己旷工。“三一这家公司，说得好听点，是叫有狼性……梁稳根当了中国首富，我当初还挺高兴，现在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8月，经过多次催促拿到赔偿金后，娄凡来到了青岛，和朋友做起了泵机生意。生意进行得不顺利，没赚到什么钱，“我不喜欢做生意”。10月，他回到老家，在当地的可口可乐公司做起了代理，“学了这么多年机械，放弃是可惜了。有什么办法，除了三一，中联、柳工也都在裁员”。

　　王俊峰则是裁员风波里运气较好的一个。在被裁之后，他迅速找到了一家外企的工作，“收入待遇、公司氛围都比三一好”。他不愿多描述在三一的工作，只形容“很压抑”，中高层职位稀缺，导致老员工背后互相“捅刀子”，踩着别人向上爬。

　　在被裁时，他建立了一个“反三一”的群，群里大部分是对三一不满的前员工和现员工。王俊峰告诉《新财经》记者，类似这样的群还有四五个，“我现在根本不恨三一，群里的人恨不恨，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发泄的渠道”。他自认为可以客观看待三一，并将三一的问题总结为两大症结：管理不规范、销售太激进。“客户两成首付可以提走价值一百多万元的机器，形势一恶化，货款就收不回来了”。

　　管理上的问题更是严重。“三一三一，就是把一个人当三个人使，订单多的时候没日没夜的加班，订单一少就扫地出门，谁会对这样的公司忠诚?”王俊峰认为，三一的危机还在后面，“如果以后经济形势好转，如果以后三一还要招人，谁会愿意来?销售也好，管理也好，太激进，总会付出代价的。”

　　三一总裁向文波则很乐观。在微博上，他信誓旦旦：“三一的业绩，我毫不谦虚的讲是最好的!”

　　欧阳永森也和向文波一样乐观。这位22岁的小伙，在浙江打工3个月后，因为即将订婚，迫切地想回湖南工作，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加入三一重工。工资少一点并不重要，“人不要有太强的虚荣心，不要攀?比”。

　　他四处打听三一的招人消息，反反复复地在读一篇QQ空间上转载的文章《成大事必备9种能力、9种手段、9种心态》，给自己鼓气，“梁稳根以前还卖过羊呢，我这么年轻，怕什么”。在网上了解三一近况后，欧阳永森叹了口气：“这么大个公司，不至于吧。”

　　中国钢材网观点：一般来说，企业家不到最后，是不会承认企业出问题，越大的企业，嘴就会越犟。这可不是品质问题，而是钱的问题。在资本市场上，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企业市值蒸发很多，所以，他们一般都会竭力澄清企业所面临的利空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