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近期宏观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稳步回升态势似乎已经确立。有分析称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会增加到8%以上，同时全年通胀压力会上升，您对此是否认同?

　　王一鸣：在经历了2011年以来连续7个季度经济增长放缓后，进入2012年第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市场积极因素逐步增多，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企稳，工业生产、用电量和货运量指标明显回升，表明经济增长回稳的态势已基本确立。

　　展望2013年，中国经济将延续企稳回升态势。这主要是，第一，已经出台的扩大内需政策效应将进一步显现。2012年5月以来，中央陆续启动了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逐渐加快，推动了固定资产投资温和回升。由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周期较长，2013年投资增幅将可能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增长较快，房地产市场回暖，也将带动家电、家装、家具等关联耐用消费品需求回升，有助于推动消费增长和经济回升。第二，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将释放新的消费和投资动力。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农村居民现金性消费支出的3.2倍。实施城镇化战略特别是将重点转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有效扩大国内市场消费需求。城镇化还将带动交通、住宅、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市政公共设施投资需求的扩大。第三，全面深化改革将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突破传统体制障碍和既有利益格局，更广范围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将使市场主体的潜能充分释放出来。总体判断，2013年经济增速将略高于8%，比2012年增速有所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增长确立回升态势，并不表明经济又将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而是相对温和的回升。从目前多数机构的预测看，2012年的中国经济增速略高于8%，换言之，仍将低于潜在增长水平，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胀。有人担心，西方国家普遍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增大输入性通胀压力，这当然会对国内通胀有影响，全球范围的宽松流动性可能拉动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但若考虑中国投资不会出现2009年那样的强劲扩张，经济也不可能出现V性反弹，加之全球经济仍然低迷，大宗商品的输入性影响将是有限的，总体判断2013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维持在同比增长3%左右的水平。

　　《21世纪》：近期，美国“财政悬崖”暂获缓解，但并非已经无忧，同时欧债危机仍未结束，未来前景仍不明朗。这些将会对2013年的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一鸣：美国坠下“财政悬崖”的警报已经暂时解除。然而，民主、共和两党达成的妥协方案只是将矛盾延后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美国政府靠发债度日的问题。目前，联邦政府已再次触及16.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水平，预计共和党将借提高联邦债务上限之机与民主党就削减联邦支出展开激烈争斗，围绕债务上限的拉锯战将拖累经济增长，美国仍然徘徊在“悬崖”边缘。美联储已加大量化宽松政策力度，并将零利率政策与失业率降至6.5%以下挂钩，显示出货币政策已竭尽全力。若财政支出进一步收紧，必将影响居民收入，抑制消费增长，阻碍经济复苏。但也要看到，美国经济也有转暖迹象，房地产市场开始好转，特别是页岩气开发带来的能源成本下降将带动相关产业投资增长，“再工业化”政策和3D打印、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变革也将增强经济复苏势头。

　　欧债危机已经显露出一些曙光。欧洲稳定机制(ESM)正式启动，构筑了危机扩散的防火墙。欧央行推出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承诺在一定条件下无限量购买重债国国债，市场信心趋于稳定。欧盟加强银行业联盟并强化欧央行监管职能，强化了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德法表明维护欧元的意愿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欧元信心危机短期内难以再现。但是，欧债危机前景仍不明朗。意大利大选的不确定性使平静局面再起波澜，西班牙经济失业率高达25%，两国都面临巨大的融资压力，不能完全排除再次爆发危机的可能。解决欧债危机的根本举措在于推进实质性改革，但改革涉及重大利益调整，需要各方长时间博弈并相互妥协，这就决定了经济复苏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总体上看，2013年欧债危机失控的可能性不大，但仍可能不断发酵并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制约欧元区乃至全球经济复苏。

　　美欧经济的总体态势与新兴市场增长势头减弱相互叠加，2013年世界经济增长将持续低迷，全球贸易维持低速增长，市场扩张速度放慢，中国依靠扩大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在中高端技术领域，面临发达经济体的巨大竞争压力，在低端技术领域，又要应对要素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追赶竞争，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也明显增大，这就对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提出更加紧迫的要求。

　　启动新一轮发展周期

　　《21世纪》：您认为2013年政策的重点具体有哪些?这是否会为2013年经济释放出更大活力?

　　王一鸣：2013年要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家重点在建项目的信贷支持。与此同时，要通过深化改革，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或活力，围绕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领域和人民群众最期盼的领域，及时推出改革新举措。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破事实上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这就要求降低人口城镇化门槛，消除人口城镇化的体制障碍，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等改革。

　　连平(微博)：中国政治周期和改革周期对经济周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邓小平主政和改革开放催生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高速增长;江泽民、朱镕基主政和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1992-1996年的第一个连续五年的两位数增长;胡锦涛、温家宝主政以及加入WTO、城镇化战略实施推动了2003-2007年的第二个连续五年的两位数增长。而每一周期的中后段又都遭遇了改革正效应减弱和外部冲击叠加，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十八大正是新周期启动的开端。十八大后十年的经济发展仍将保持较高速度。在环境与资源条件的制约下，这十年经济增长速度会适度放缓，难以出现上一周期年均10%的增长，但也不会骤降为年均7%左右;由于内生动力的增强，潜在增长率仍不会明显下降，增速可能性较大会在8%-9%。受政治周期和改革周期的影响，十八大后的十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中，改革积极推进、措施落实有力，经济增长相对较快而经济结构同步改善、增长质量得以提升;而后五年随着改革正效应的递减，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加，加上外部冲击可能来袭，增速可能放缓。对于投资、消费、物价、就业、金融等方面的趋势性判断，都应置于这一大背景下来加以思考，才不至于走错方向。

　　由此，在新周期的开局之年，可以预计2013年改革措施的推进力度、相关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都是比较大的。当前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表现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分配体制、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都有较大的改革空间。新一代领导人强调推进改革深化、将改革作为最大红利，就必须尽力在更大程度上减轻改革阻力，尽力让改革成果更大、让更多人受益。这意味着新一代领导人加大经济增量、调整改革收益预期的决心是很大的。在改革过程中，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对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调节作用非常大，这也是决策层将其定位为经济增长重要抓手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城镇化正面临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的关键时期，这其中蕴含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机遇。考虑到这些积极因素和新周期开局之年带来的激励效应，我对2013年经济活力的释放持乐观态度。

　　《21世纪》：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和重点，目前来看您认为成效如何?2013年应着力从哪些方面继续推进?

　　王一鸣：在各方面努力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要看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增长过多依靠投资拉动，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能源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经济发展的粗放特征仍然比较明显。特别是2011年以来这一轮经济放缓，供给面(工业增加值、发电量、货物周转量)下滑幅度要比需求面(投资、消费和出口)下滑幅度大，反映了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2013年，要利用产能过剩的倒逼机制，进一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是要加快推进产业兼并重组，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重点，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落后产能，推进产业重组、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优化布局，促进产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提升产业整体素质。二是下决心支持企业加强研发平台建设，鼓励科技要素向企业流动，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特别是要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三是鼓励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四是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型消费业态，适当扩大公共投资特别是有利于改善民生的建设项目，把扩大投资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促进增投资与扩消费的良性互动。

　　连平：我国近年来一直主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总体方针指引下，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优化和提升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有持续改善的趋势。然而由于历史积累和体制的束缚，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刚开始起步，经济发展还呈现出较强的粗放性、消耗性特征，发展效率较低，发展成本较大。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在地域、行业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良性互动机制也尚未完全形成，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变还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为积极应对挑战，在2013年相关部门应该继续合理搭配、充分利用相关市场和政策工具，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健康、高效、可持续转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充分发挥市场对科学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的导向功能，充分调动市场力量，确立科学技术在实体经济创新转型中的核心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抓好市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升级和经济布局，构建创新型价值链、产业链，运用市场力量引导社会经济资源向高科技、高产出、低碳环保可持续的生产部门流动。

　　应当继续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在具体操作上，可以从加大对“三农”、欠发达地区、民生、社会事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出着手，保障经济平稳增长、健康转型。未来财政政策应更注重税收政策的引导和调节作用，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减轻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负担，并择机提高一些矿产品资源税税率。在房地产政策方面，为防止房价大幅反弹，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运行，建议重点放在对现有政策的严格执行上，严禁地方政府出台刺激楼市的政策。但同时房地产调控也不宜进一步加码，否则不但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平稳运行，也不利于总体经济的平稳转型增长。同时，在总结上海、重庆两地房地产税试点经验后，可以考虑扩大试点范围，并逐步退出行政化的调控手段。

　　相关部门还需要积极调动市场和政策力量，主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统筹安排城乡发展规划，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为经济转型发展夯实社会基础、释放内需潜力。与此同时，还需要特别重视教育在经济转型发展中的基础性、前导性和全局性作用，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持续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夯实知识和人才基础，以人力资源的开发建设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驱动力，使经济增长动力由劳动力数量驱动转换为人力资本驱动，以高竞争力的人才基础推动社会经济的内涵式、可持续性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