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改革要不要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

　　日前出台的“国五条”实施细则给出了明确答案。细则指出，“总结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城市经验，加快推进扩大试点工作，引导住房合理消费。税务部门要继续推进应用房地产价格评估方法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工作。”某门户网站就此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48%的网友支持房产税试点扩大范围。

　　扩围的方向既已明确，余下的悬念不外乎是：谁会成为下一个进入扩围的城市?

　　尽管实施细则对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的表述较为笼统，既未有硬性要求，更无推进时间表，因此这一精神很难在短期内对楼市产生实质影响。不过，这并不影响人们猜测的热情。有消息称，“国五条”做出扩围试点决定后，财政部、住建部已着手开展“房产税试点扩围”候选城市的筛选工作，并称，包括湖南、湖北等在内的多个省份，已在此次会议前，陆续将本省房产税试点的“技术性方案”或课题研究报告上报至财政部，住建部将配合财政部开展相关工作。更有消息称，广州和深圳有望入围下一轮房产税试点城市。

　　从首批试点城市的选择看，未来房产税扩围应继续锁定一线城市，且不应有例外，比如北京。这是因为：

　　首先，从全国楼市的价格看，作为“标杆”或其他城市楼市“看齐”对象的一线城市房价，最为坚挺，不仅在2010年1月的“国十一条”、4月的“国十条”、9月的“9·29新政”，以及2011年1月的“新国八条”等数次调控中毫发未损，而且从去年6月以来持续上涨且涨幅巨大。比如春节后仅三天时间，北京二环附近的房子单价就上涨近1000元;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今年1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环比涨幅有所扩大，分别为2.1%、1.3%、2.0%和2.2%，比去年12月份分别扩大1.1、0.6、0.8和1.1个百分点;“国五条”也明确指出，“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短期内热点城市和中心城市住房供求紧张格局难以根本改变。”这意味着，作为一线城市这样的“热点城市”，不仅住房供求会持续保持紧张，而且短期内这一格局也将“难以根本改变”。在已经实施“限购”、“限贷”等措施而房价依旧越调越涨、涨势难以遏制的情况下，对一线城市全面开征房产税，并将存量房纳入征收对象，已是必须选项。这不仅可以防止一些资金从已试点房产税的一线城市，流入未试点房产税的一线城市，进而在“溢出效应”影响下，加剧未试点房产税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同时也可以给其他意欲效仿和跟风的二三线城市楼市提供警示和样本。

　　其次，鉴于当前一线城市楼市调控的严峻形势，房产税扩围的目的不应是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而应是与诸如限制性信贷手段、严格限购等行政手段一起，成为调控楼市的标本兼治的组合拳。首批试点房产税的一线城市上海，已在这方面做了探索。上海对中心区域和周边区域的房产税分别制定了0.6%和0.4%的差别化税率，将成交导向周边地区，这充分表明，上海房产税试点从一开始就将目标锁定在调控楼市和房价而非增加地方税收收入上。只是，由于上海只对高档增量房征收房产税，未对存量房动刀，因此，过于温柔的房产税试点，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当地房价，房产税在调控房价上的效果并不明显。显然，未来一线城市若扩围试点房产税，首先要承继上海经验，将“调控房价”作为房产税试点首选目标，同时，不应仍像上海那样继续在增量房上做文章，更应在存量房开征上取得突破。由于一线城市楼市最难调控，民怨最集中，而三四线城市中甚至已出现供过于求现象，对这类非热点地区试点房产税，既无必要，也不得要领。因此当前房产税试点，应优先从楼市调控中“最难啃的骨头”，也是全国楼市“焦点中的焦点”的一线城市入手。只有将一线城市全覆盖，有效摁住“龙头”，才能抓住楼市调控“牛鼻子”，实现牵“一线”而调楼市的目标。否则，选择湖南也好，湖北也罢，都是房产税试点的避重就轻、南辕北辙，都难以发挥房产税扩围在当前楼市调控中的积极作用。

　　再次，一线城市土地资源稀缺，人口密度高，供求矛盾尖锐突出，北京尤其如此。在这样的地区，任由一人占据多套甚至很多套住房，不仅不利于活跃租房市场，也会形成极大的资源浪费，不利于提高社会中不动产资源配置的效率，与中央倡导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精神背道而驰。事实上，“房姐”龚爱爱事件已经表明，一些权贵阶层、资金来路不明的商贾巨甲，在一线城市大都坐拥数量可观的住房。这些闲置住房，不仅已经而且会继续浪费一线城市宝贵资源，推高一线城市房价。因此，对一线城市全面开征房产税，不仅可以以此加大反腐力度，也可以通过对增量高端住房开征房产税的同时，逐步将房产税试点推向存量高端住房，让闲置房源逐步进入租赁或二手房市场，进而从根本上改善一线城市住房供求，促进一线城市楼市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