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生效前，“环保风暴”先刮除了给中国敲响环保警钟，提供CDM机遇，而在深层次上，《京都议定书》将推动中国能源结构的变革。庞大的CDM市场虽然诱人，但是在争夺这一市场的道路上，中国正受到来自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威胁，据碳交易咨询公司Point Carbon2004年底公布的卖家排名，印度居于榜首，中国仅仅排在第五位。目前，2/3的减排项目来自印度、巴西、智利，其中印度向联合国申报的项目已达总数的50%。为了吸引CDM项目，印度还专门成立了可再生能源部。面对印度的挑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04年6月，《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出台。而正在全国刮起的一股“环保风暴”，进一步透露出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政策信号。国家环保总局1月27日公布了46家尚未启动脱硫项目的火电厂名单，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而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此前曾向外界表示，下一步整治的重点将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能耗、物耗高的行业。潘岳此前表态说，“叫停一批项目可能损失几十个亿。但如果这种势头持续下去，火电厂燃煤排放的温室气体一旦超出人均4吨，我们国际履约的费用每年就要达到500亿；而且根据世界银行计算，2020年之后，我们仅为燃煤造成的疾病就将支付3900亿美元的费用，占GDP的13%。”在对传统产业的发展进行成本考验的同时，《京都议定书》还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前景正被普遍看好，2002年德国已经安装了近1.3万个风力发电机组，这不仅为德国实现《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增强了德国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而美国也制定了类似的“百万屋顶计划”。专家建议，我国具有丰富的风能等可再生资源，而且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积累，因此应在我国中长期战略在技术、政策上应有所部署。发展新能源产业不仅在经济上具有明显的利益，而且站在长远的高度，还有利于消除我国能源安全的隐患，减轻我国在环境外交上的压力。张梓太教授分析，面对能源紧张的现状，最近一段时期我国会一直致力于能源工业的发展，但是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国内能源工业还停留在粗放式生产阶段，于是在生产过程中会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如果现在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在将来受到具体减排指标约束时，这些行业会受到较大冲击，并且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向俄罗斯等排放量较小的国家购买排放权。为了给缔约国提供回旋余地，《京都议定书》提出了联合履行、排放权交易等方式，如果一国的排放量低于条约规定的标准，则其剩余的额度可以直接出售给完不成规定义务的国家，以冲抵后者的减排义务。作为国内长期从事环境和资源法学研究的学者，张梓太呼吁政府和企业在有限的缓冲期内，针对《京都议定书》及其后续行动方案作出积极应对，一方面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另一方面在能源产业发展方面找出新的思路，“环保风暴”表明，面临严峻的资源形势，中国已无法再走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