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多年来，聊城这座古老的城市，有过让人瞩目的繁荣、昌盛、兴旺和发达，也有过让人无奈的萧条、冷寂、沦落和贫穷；她曾让人感到羡慕、荣耀和骄傲，也曾让人感到无限的痛惜、悲惨和屈辱。她经历了无数的风雨沧桑，仍傲然屹立在鲁西这片沃土之上，始终保持着春之烂漫，夏之荣华，秋之璀璨，冬之泰然的历史品格和精神。她大器开放包容，她勤劳朴实勇敢，她曾经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她也曾经在冷寂中恪守着坚韧不拔的操守和精神。沉浮变迁，繁荣与衰败、昌盛与沦落写下了她难以忘怀的历史。

四百年的繁荣昌盛

运河的开挖和贯通为聊城从明初到清中后期的繁荣昌盛创造了条件，带来了许多便利。

元朝初期，元世祖忽必烈拨款一百五十万缗，米四百万石，盐五万斤，征调民工三万余人，于元二十六年正月动工，历时近一年开凿从东阿到临清这段新运河，并赐名会通河。会通河在临清与卫河 （御河）连接，从此贯通了从杭州到北京这条最捷径的大运河。运河的贯通为沿河两岸经济发展和南北交流带来了许多便利条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运河成就了聊城辉煌”的原因。

在刀耕火种的年代，人口是繁荣的标志和象征，劳动力是经济发展中最为宝贵的资源。移民使聊城的人口急骤上升，劳动力的迅猛增长，是铸就聊城四百年之辉煌的决定性因素。首先，移民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观念的更新及思想的解放。移民都是来自三个地方：晋南、江南和胶东。带之而来的是山东文化的西去，山西文化的东进，江南文化的北上。各种文化在聊城这个地方相互激荡和融合，既吸收和保留了外地文化的精髓，又扬弃外地文化中的糟粕。逐步发展成为以反映商贸经济为主旋律的运河文化。

其次，随着运河漕运的兴起，大量移民的涌入，在明代永乐之后聊城便成为沿河九大商埠之一。至清代乾隆年间，漕运达到鼎盛时期，聊城声位愈高。据嘉庆年间记载称： “东昌府治，山东省之大都会也，……人烟辐辏，士商云集”，又言： “东昌为山左名区，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 （见聊城山陕会馆嘉庆十四年 《春秋阁碑文》）。

国家生产力的布局，在聊城辉煌历史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明永乐年间，为了巩固国防修筑长城，北京皇城、故宫，在临清沿会通河两岸设立了三百四十八座御窑，专门烧制朝廷用砖。永乐时还在临清设立了工部营缮公司，每年贡砖以百万计。大批窑户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临清手工业发展达到相当程度，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服务业和商业的发展。

繁荣的商贸经济需要大量的货币支撑，为此，明清两朝都在临清设立了铸钱局 （即现在的印钞厂）。明宣德四年（1429年）开始在临清设钞关 （即现在的税务局），明宣德十一年 （1435年）又在临清增设户部榷分司，以督关税。至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各项税收创历史最高，临清钞关征收船料商税达117861两，占全国课税的四分之一强，已超过北京崇文门钞关，居全国七大钞关之首。明清时期，临清钞关所收税一直都是明清政府的极其重要的财政组成部分。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和促进文化的繁荣。明清两朝，聊城这个天华物宝、地灵人杰之地，人才辈出，代不乏人。一是登龙门中进士人数众多；明朝仅临清就有进士64人，聊城县进士29人。二是步入仕途做官的人数众多；其中中央官吏有三公、三孤一品大员，有中书省尚书，有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大理寺卿、少卿、光禄寺丞、鸿胪寺赞、六科给事中等大批京官要员。仅临清人明清在朝庭为官者约一百人，任知府知州知县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人。由此可见一斑。

商业的繁荣，商贾云集，促进了城市建设。东昌沿运河就建有苏州、山陕、赣江、江西、武林等八大会馆。现仅存山陕会馆。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八年，是集关帝庙与会馆为一体的古建筑群，占地五亩七分。整组建筑小巧玲珑，结构紧凑，布局合理，蕴义深刻。会馆有山门、过楼、戏楼、左右夹楼、钟鼓楼、望楼、南北看楼，南、中、北三大殿，春秋阁、望楼、游廊和南北碑亭所组成，整个建筑以其轻俏瑰丽的风格和精湛的石、木、砖雕而闻名遐尔。

东昌古城作为府驻地，绾谷漕运的重镇，地理位置重要更凸现出来，正如后世所比喻的那样：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城呈正方形，面积一平方公里，设四门：东为 “春熙”，西为 “清远”，南为 “正德”，北为“宣威”。城上登望之楼，二十七座。每门有水门、吊桥、潜洞、暗门，池深二十尺。城正中心建有雄伟庄严的光岳楼。楼高九丈九尺，取阳数之极。曾有 “黄鹤、岳阳亦当望拜”之美誉。六百多年来此楼成为聊城的标志性建筑物。乾隆皇帝南巡六次经过东昌，六次登光岳楼，首次登光岳楼就御题了“光岳楼”匾额，至今还悬挂于四楼南面廊檐之下。这位文武兼备的帝王，曾在聊城挥毫赋诗二十多首，成为历史美谈。

从明初到清中叶后期，聊城由荒芜荒凉到逐步繁荣，由贫穷、贫困到较为富庶兴盛，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载入史册，彪炳千秋，成为永久记忆。

一百多年的衰败沉沦

聊城历史的辉煌像一片浮云在历史的长河里旋即已失，代之而来的是一百多年的沉沦和衰败。从富甲齐郡到贫穷落后的鲁西北四地区之一也不过是一百多年的时间。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一种悲惨而不幸的结局呢？

首先，聊城从历史的辉煌到沦落、衰败和贫穷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第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聊城经济衰败的罪魁祸首。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沉重地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摧毁了中国关税屏障，严重地打压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聊城作为封建王朝经济的重镇，受灾犹为严重。日本占领聊城期间，黑暗始终笼罩着这块大地，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昔日运河千帆竞进、樯桅蔽日的繁忙景像变成残垣断壁、人烟稀少、集市停业、作坊关门，到处是一片死寂；广袤的平原沃土无人耕种，荒草侵道，豺狼出没，甚至成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勤劳善良、朴实勇敢的聊城人民在痛苦中呻吟、挣扎、斗争、反抗；繁荣的经济、昌盛的聊城在百年风云变幻的战乱中逐步走向衰败、没落和沉沦。第三，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是聊城经济走向衰败的客观因素。从1840年算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的近一百一十年中，黄河、卫河、运河、徒骇河决口遭水灾，达十九次之多。第四，落后的小农自给自足的思想和因循守旧的观念，是束缚经济发展和生产进步的深层次原因。

正在崛起的聊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古老的聊城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昂首阔步前进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以超常规的速度迅猛发展，正在成就“天下不敢小聊城”的千年梦想。

聊城不仅以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被国家命名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而且又以崭新的姿态和新的业绩被命名为 “国家双拥模范城”、 “国家优秀旅游城”、 “国家卫生城”和驰名中外的江北水城。它有着奇特的城市布局和建设风格，有着鲜明的历史和现代时代特征，有着多彩的魅力和色彩，有着如诗如画的浪漫和瑰丽。 “城中有湖，湖中有城，城、湖、河、楼交相辉映”。中国三大名楼之一的光岳楼，巍峨宏伟，气势非凡，登楼临风，心旷神怡；论古评今，壮怀激烈。东昌湖湖水清澈碧绿，水气沁人心脾，水面辽阔秀丽，比济南大明湖大八倍之多，可与杭州西湖相媲美。素有 “南有西湖美，北有胭脂秀”的美誉。

聊城的经济建设，在改革中注入了活力和取得了不竭动力，在开放中寻找到新的出路和发展前景，在结构调整中产业进一步优化和升级，在创新中取得更大的主动。工业经济中顶天立地的骨干企业正在形成，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也在应运而生。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网已经形成，京九铁路纵贯全市南北，连接京沪、京广铁路的济郸铁路横穿东西，济郸高速公路、德商高速公路、青银高速公路越境而过，市驻地至八县市区的高等级公路修建完毕，形成了半小时经济圈，村村通工程业已完成，交通运输业本身也形成了一个有广阔前景的产业。农村经济稳步发展，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孕育着广袤的平原沃土，引黄灌区覆盖了全市大部分土地；种植业结构已得到极其有力的调整，形成了林果、蔬菜、畜牧、养殖等产业优势，并拉动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农村的基础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来水、宽带网、电视、电话、低保、新农村医疗制度，逐步扩大到广大农村。先进文化建设逐步深入并在各项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聊城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正在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和胆量，逐步解放思想，不断摒弃 “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封建迷信、唯书唯上等陈规陋习，克服 “满、旧、浮、难、小”等思想观念束缚，培养强化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实干意识、进取意识和大局意识，树立新观念、新思想，以博大宽广的胸襟去迎接新的伟大时代，以前所未有的胆量和气魄创造发展，去实现建设强市名城实现跨越发展的宏伟目标。

五百多年来，聊城这座古老的城市，有过让人瞩目的繁荣、昌盛、兴旺和发达，也有过让人无奈的萧条、冷寂、沦落和贫穷；她曾让人感到羡慕、荣耀和骄傲，也曾让人感到无限的痛惜、悲惨和屈辱。她经历了无数的风雨沧桑，仍傲然屹立在鲁西这片沃土之上，始终保持着春之烂漫，夏之荣华，秋之璀璨，冬之泰然的历史品格和精神。她大器开放包容，她勤劳朴实勇敢，她曾经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她也曾经在冷寂中恪守着坚韧不拔的操守和精神。沉浮变迁，繁荣与衰败、昌盛与沦落写下了她难以忘怀的历史。

四百年的繁荣昌盛

运河的开挖和贯通为聊城从明初到清中后期的繁荣昌盛创造了条件，带来了许多便利。

元朝初期，元世祖忽必烈拨款一百五十万缗，米四百万石，盐五万斤，征调民工三万余人，于元二十六年正月动工，历时近一年开凿从东阿到临清这段新运河，并赐名会通河。会通河在临清与卫河 （御河）连接，从此贯通了从杭州到北京这条最捷径的大运河。运河的贯通为沿河两岸经济发展和南北交流带来了许多便利条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运河成就了聊城辉煌”的原因。

在刀耕火种的年代，人口是繁荣的标志和象征，劳动力是经济发展中最为宝贵的资源。移民使聊城的人口急骤上升，劳动力的迅猛增长，是铸就聊城四百年之辉煌的决定性因素。首先，移民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观念的更新及思想的解放。移民都是来自三个地方：晋南、江南和胶东。带之而来的是山东文化的西去，山西文化的东进，江南文化的北上。各种文化在聊城这个地方相互激荡和融合，既吸收和保留了外地文化的精髓，又扬弃外地文化中的糟粕。逐步发展成为以反映商贸经济为主旋律的运河文化。

其次，随着运河漕运的兴起，大量移民的涌入，在明代永乐之后聊城便成为沿河九大商埠之一。至清代乾隆年间，漕运达到鼎盛时期，聊城声位愈高。据嘉庆年间记载称： “东昌府治，山东省之大都会也，……人烟辐辏，士商云集”，又言： “东昌为山左名区，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 （见聊城山陕会馆嘉庆十四年 《春秋阁碑文》）。

国家生产力的布局，在聊城辉煌历史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明永乐年间，为了巩固国防修筑长城，北京皇城、故宫，在临清沿会通河两岸设立了三百四十八座御窑，专门烧制朝廷用砖。永乐时还在临清设立了工部营缮公司，每年贡砖以百万计。大批窑户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临清手工业发展达到相当程度，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服务业和商业的发展。

繁荣的商贸经济需要大量的货币支撑，为此，明清两朝都在临清设立了铸钱局 （即现在的印钞厂）。明宣德四年（1429年）开始在临清设钞关 （即现在的税务局），明宣德十一年 （1435年）又在临清增设户部榷分司，以督关税。至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各项税收创历史最高，临清钞关征收船料商税达117861两，占全国课税的四分之一强，已超过北京崇文门钞关，居全国七大钞关之首。明清时期，临清钞关所收税一直都是明清政府的极其重要的财政组成部分。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和促进文化的繁荣。明清两朝，聊城这个天华物宝、地灵人杰之地，人才辈出，代不乏人。一是登龙门中进士人数众多；明朝仅临清就有进士64人，聊城县进士29人。二是步入仕途做官的人数众多；其中中央官吏有三公、三孤一品大员，有中书省尚书，有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大理寺卿、少卿、光禄寺丞、鸿胪寺赞、六科给事中等大批京官要员。仅临清人明清在朝庭为官者约一百人，任知府知州知县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人。由此可见一斑。

商业的繁荣，商贾云集，促进了城市建设。东昌沿运河就建有苏州、山陕、赣江、江西、武林等八大会馆。现仅存山陕会馆。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八年，是集关帝庙与会馆为一体的古建筑群，占地五亩七分。整组建筑小巧玲珑，结构紧凑，布局合理，蕴义深刻。会馆有山门、过楼、戏楼、左右夹楼、钟鼓楼、望楼、南北看楼，南、中、北三大殿，春秋阁、望楼、游廊和南北碑亭所组成，整个建筑以其轻俏瑰丽的风格和精湛的石、木、砖雕而闻名遐尔。

东昌古城作为府驻地，绾谷漕运的重镇，地理位置重要更凸现出来，正如后世所比喻的那样：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城呈正方形，面积一平方公里，设四门：东为 “春熙”，西为 “清远”，南为 “正德”，北为“宣威”。城上登望之楼，二十七座。每门有水门、吊桥、潜洞、暗门，池深二十尺。城正中心建有雄伟庄严的光岳楼。楼高九丈九尺，取阳数之极。曾有 “黄鹤、岳阳亦当望拜”之美誉。六百多年来此楼成为聊城的标志性建筑物。乾隆皇帝南巡六次经过东昌，六次登光岳楼，首次登光岳楼就御题了“光岳楼”匾额，至今还悬挂于四楼南面廊檐之下。这位文武兼备的帝王，曾在聊城挥毫赋诗二十多首，成为历史美谈。

从明初到清中叶后期，聊城由荒芜荒凉到逐步繁荣，由贫穷、贫困到较为富庶兴盛，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载入史册，彪炳千秋，成为永久记忆。

一百多年的衰败沉沦

聊城历史的辉煌像一片浮云在历史的长河里旋即已失，代之而来的是一百多年的沉沦和衰败。从富甲齐郡到贫穷落后的鲁西北四地区之一也不过是一百多年的时间。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一种悲惨而不幸的结局呢？

首先，聊城从历史的辉煌到沦落、衰败和贫穷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第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聊城经济衰败的罪魁祸首。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沉重地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摧毁了中国关税屏障，严重地打压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聊城作为封建王朝经济的重镇，受灾犹为严重。日本占领聊城期间，黑暗始终笼罩着这块大地，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昔日运河千帆竞进、樯桅蔽日的繁忙景像变成残垣断壁、人烟稀少、集市停业、作坊关门，到处是一片死寂；广袤的平原沃土无人耕种，荒草侵道，豺狼出没，甚至成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勤劳善良、朴实勇敢的聊城人民在痛苦中呻吟、挣扎、斗争、反抗；繁荣的经济、昌盛的聊城在百年风云变幻的战乱中逐步走向衰败、没落和沉沦。第三，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是聊城经济走向衰败的客观因素。从1840年算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的近一百一十年中，黄河、卫河、运河、徒骇河决口遭水灾，达十九次之多。第四，落后的小农自给自足的思想和因循守旧的观念，是束缚经济发展和生产进步的深层次原因。

正在崛起的聊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古老的聊城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昂首阔步前进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以超常规的速度迅猛发展，正在成就“天下不敢小聊城”的千年梦想。

聊城不仅以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被国家命名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而且又以崭新的姿态和新的业绩被命名为 “国家双拥模范城”、 “国家优秀旅游城”、 “国家卫生城”和驰名中外的江北水城。它有着奇特的城市布局和建设风格，有着鲜明的历史和现代时代特征，有着多彩的魅力和色彩，有着如诗如画的浪漫和瑰丽。 “城中有湖，湖中有城，城、湖、河、楼交相辉映”。中国三大名楼之一的光岳楼，巍峨宏伟，气势非凡，登楼临风，心旷神怡；论古评今，壮怀激烈。东昌湖湖水清澈碧绿，水气沁人心脾，水面辽阔秀丽，比济南大明湖大八倍之多，可与杭州西湖相媲美。素有 “南有西湖美，北有胭脂秀”的美誉。

聊城的经济建设，在改革中注入了活力和取得了不竭动力，在开放中寻找到新的出路和发展前景，在结构调整中产业进一步优化和升级，在创新中取得更大的主动。工业经济中顶天立地的骨干企业正在形成，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也在应运而生。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网已经形成，京九铁路纵贯全市南北，连接京沪、京广铁路的济郸铁路横穿东西，济郸高速公路、德商高速公路、青银高速公路越境而过，市驻地至八县市区的高等级公路修建完毕，形成了半小时经济圈，村村通工程业已完成，交通运输业本身也形成了一个有广阔前景的产业。农村经济稳步发展，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孕育着广袤的平原沃土，引黄灌区覆盖了全市大部分土地；种植业结构已得到极其有力的调整，形成了林果、蔬菜、畜牧、养殖等产业优势，并拉动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农村的基础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来水、宽带网、电视、电话、低保、新农村医疗制度，逐步扩大到广大农村。先进文化建设逐步深入并在各项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聊城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正在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和胆量，逐步解放思想，不断摒弃 “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封建迷信、唯书唯上等陈规陋习，克服 “满、旧、浮、难、小”等思想观念束缚，培养强化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实干意识、进取意识和大局意识，树立新观念、新思想，以博大宽广的胸襟去迎接新的伟大时代，以前所未有的胆量和气魄创造发展，去实现建设强市名城实现跨越发展的宏伟目标。

五百多年来，聊城这座古老的城市，有过让人瞩目的繁荣、昌盛、兴旺和发达，也有过让人无奈的萧条、冷寂、沦落和贫穷；她曾让人感到羡慕、荣耀和骄傲，也曾让人感到无限的痛惜、悲惨和屈辱。她经历了无数的风雨沧桑，仍傲然屹立在鲁西这片沃土之上，始终保持着春之烂漫，夏之荣华，秋之璀璨，冬之泰然的历史品格和精神。她大器开放包容，她勤劳朴实勇敢，她曾经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她也曾经在冷寂中恪守着坚韧不拔的操守和精神。沉浮变迁，繁荣与衰败、昌盛与沦落写下了她难以忘怀的历史。

四百年的繁荣昌盛

运河的开挖和贯通为聊城从明初到清中后期的繁荣昌盛创造了条件，带来了许多便利。

元朝初期，元世祖忽必烈拨款一百五十万缗，米四百万石，盐五万斤，征调民工三万余人，于元二十六年正月动工，历时近一年开凿从东阿到临清这段新运河，并赐名会通河。会通河在临清与卫河 （御河）连接，从此贯通了从杭州到北京这条最捷径的大运河。运河的贯通为沿河两岸经济发展和南北交流带来了许多便利条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运河成就了聊城辉煌”的原因。

在刀耕火种的年代，人口是繁荣的标志和象征，劳动力是经济发展中最为宝贵的资源。移民使聊城的人口急骤上升，劳动力的迅猛增长，是铸就聊城四百年之辉煌的决定性因素。首先，移民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观念的更新及思想的解放。移民都是来自三个地方：晋南、江南和胶东。带之而来的是山东文化的西去，山西文化的东进，江南文化的北上。各种文化在聊城这个地方相互激荡和融合，既吸收和保留了外地文化的精髓，又扬弃外地文化中的糟粕。逐步发展成为以反映商贸经济为主旋律的运河文化。

其次，随着运河漕运的兴起，大量移民的涌入，在明代永乐之后聊城便成为沿河九大商埠之一。至清代乾隆年间，漕运达到鼎盛时期，聊城声位愈高。据嘉庆年间记载称： “东昌府治，山东省之大都会也，……人烟辐辏，士商云集”，又言： “东昌为山左名区，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 （见聊城山陕会馆嘉庆十四年 《春秋阁碑文》）。

国家生产力的布局，在聊城辉煌历史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明永乐年间，为了巩固国防修筑长城，北京皇城、故宫，在临清沿会通河两岸设立了三百四十八座御窑，专门烧制朝廷用砖。永乐时还在临清设立了工部营缮公司，每年贡砖以百万计。大批窑户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临清手工业发展达到相当程度，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服务业和商业的发展。

繁荣的商贸经济需要大量的货币支撑，为此，明清两朝都在临清设立了铸钱局 （即现在的印钞厂）。明宣德四年（1429年）开始在临清设钞关 （即现在的税务局），明宣德十一年 （1435年）又在临清增设户部榷分司，以督关税。至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各项税收创历史最高，临清钞关征收船料商税达117861两，占全国课税的四分之一强，已超过北京崇文门钞关，居全国七大钞关之首。明清时期，临清钞关所收税一直都是明清政府的极其重要的财政组成部分。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和促进文化的繁荣。明清两朝，聊城这个天华物宝、地灵人杰之地，人才辈出，代不乏人。一是登龙门中进士人数众多；明朝仅临清就有进士64人，聊城县进士29人。二是步入仕途做官的人数众多；其中中央官吏有三公、三孤一品大员，有中书省尚书，有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大理寺卿、少卿、光禄寺丞、鸿胪寺赞、六科给事中等大批京官要员。仅临清人明清在朝庭为官者约一百人，任知府知州知县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人。由此可见一斑。

商业的繁荣，商贾云集，促进了城市建设。东昌沿运河就建有苏州、山陕、赣江、江西、武林等八大会馆。现仅存山陕会馆。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八年，是集关帝庙与会馆为一体的古建筑群，占地五亩七分。整组建筑小巧玲珑，结构紧凑，布局合理，蕴义深刻。会馆有山门、过楼、戏楼、左右夹楼、钟鼓楼、望楼、南北看楼，南、中、北三大殿，春秋阁、望楼、游廊和南北碑亭所组成，整个建筑以其轻俏瑰丽的风格和精湛的石、木、砖雕而闻名遐尔。

东昌古城作为府驻地，绾谷漕运的重镇，地理位置重要更凸现出来，正如后世所比喻的那样：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城呈正方形，面积一平方公里，设四门：东为 “春熙”，西为 “清远”，南为 “正德”，北为“宣威”。城上登望之楼，二十七座。每门有水门、吊桥、潜洞、暗门，池深二十尺。城正中心建有雄伟庄严的光岳楼。楼高九丈九尺，取阳数之极。曾有 “黄鹤、岳阳亦当望拜”之美誉。六百多年来此楼成为聊城的标志性建筑物。乾隆皇帝南巡六次经过东昌，六次登光岳楼，首次登光岳楼就御题了“光岳楼”匾额，至今还悬挂于四楼南面廊檐之下。这位文武兼备的帝王，曾在聊城挥毫赋诗二十多首，成为历史美谈。

从明初到清中叶后期，聊城由荒芜荒凉到逐步繁荣，由贫穷、贫困到较为富庶兴盛，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载入史册，彪炳千秋，成为永久记忆。

一百多年的衰败沉沦

聊城历史的辉煌像一片浮云在历史的长河里旋即已失，代之而来的是一百多年的沉沦和衰败。从富甲齐郡到贫穷落后的鲁西北四地区之一也不过是一百多年的时间。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一种悲惨而不幸的结局呢？

首先，聊城从历史的辉煌到沦落、衰败和贫穷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第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聊城经济衰败的罪魁祸首。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沉重地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摧毁了中国关税屏障，严重地打压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聊城作为封建王朝经济的重镇，受灾犹为严重。日本占领聊城期间，黑暗始终笼罩着这块大地，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昔日运河千帆竞进、樯桅蔽日的繁忙景像变成残垣断壁、人烟稀少、集市停业、作坊关门，到处是一片死寂；广袤的平原沃土无人耕种，荒草侵道，豺狼出没，甚至成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勤劳善良、朴实勇敢的聊城人民在痛苦中呻吟、挣扎、斗争、反抗；繁荣的经济、昌盛的聊城在百年风云变幻的战乱中逐步走向衰败、没落和沉沦。第三，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是聊城经济走向衰败的客观因素。从1840年算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的近一百一十年中，黄河、卫河、运河、徒骇河决口遭水灾，达十九次之多。第四，落后的小农自给自足的思想和因循守旧的观念，是束缚经济发展和生产进步的深层次原因。

正在崛起的聊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古老的聊城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昂首阔步前进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以超常规的速度迅猛发展，正在成就“天下不敢小聊城”的千年梦想。

聊城不仅以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被国家命名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而且又以崭新的姿态和新的业绩被命名为 “国家双拥模范城”、 “国家优秀旅游城”、 “国家卫生城”和驰名中外的江北水城。它有着奇特的城市布局和建设风格，有着鲜明的历史和现代时代特征，有着多彩的魅力和色彩，有着如诗如画的浪漫和瑰丽。 “城中有湖，湖中有城，城、湖、河、楼交相辉映”。中国三大名楼之一的光岳楼，巍峨宏伟，气势非凡，登楼临风，心旷神怡；论古评今，壮怀激烈。东昌湖湖水清澈碧绿，水气沁人心脾，水面辽阔秀丽，比济南大明湖大八倍之多，可与杭州西湖相媲美。素有 “南有西湖美，北有胭脂秀”的美誉。

聊城的经济建设，在改革中注入了活力和取得了不竭动力，在开放中寻找到新的出路和发展前景，在结构调整中产业进一步优化和升级，在创新中取得更大的主动。工业经济中顶天立地的骨干企业正在形成，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也在应运而生。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网已经形成，京九铁路纵贯全市南北，连接京沪、京广铁路的济郸铁路横穿东西，济郸高速公路、德商高速公路、青银高速公路越境而过，市驻地至八县市区的高等级公路修建完毕，形成了半小时经济圈，村村通工程业已完成，交通运输业本身也形成了一个有广阔前景的产业。农村经济稳步发展，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孕育着广袤的平原沃土，引黄灌区覆盖了全市大部分土地；种植业结构已得到极其有力的调整，形成了林果、蔬菜、畜牧、养殖等产业优势，并拉动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农村的基础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来水、宽带网、电视、电话、低保、新农村医疗制度，逐步扩大到广大农村。先进文化建设逐步深入并在各项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聊城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正在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和胆量，逐步解放思想，不断摒弃 “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封建迷信、唯书唯上等陈规陋习，克服 “满、旧、浮、难、小”等思想观念束缚，培养强化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实干意识、进取意识和大局意识，树立新观念、新思想，以博大宽广的胸襟去迎接新的伟大时代，以前所未有的胆量和气魄创造发展，去实现建设强市名城实现跨越发展的宏伟目标。

五百多年来，聊城这座古老的城市，有过让人瞩目的繁荣、昌盛、兴旺和发达，也有过让人无奈的萧条、冷寂、沦落和贫穷；她曾让人感到羡慕、荣耀和骄傲，也曾让人感到无限的痛惜、悲惨和屈辱。她经历了无数的风雨沧桑，仍傲然屹立在鲁西这片沃土之上，始终保持着春之烂漫，夏之荣华，秋之璀璨，冬之泰然的历史品格和精神。她大器开放包容，她勤劳朴实勇敢，她曾经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她也曾经在冷寂中恪守着坚韧不拔的操守和精神。沉浮变迁，繁荣与衰败、昌盛与沦落写下了她难以忘怀的历史。

四百年的繁荣昌盛

运河的开挖和贯通为聊城从明初到清中后期的繁荣昌盛创造了条件，带来了许多便利。

元朝初期，元世祖忽必烈拨款一百五十万缗，米四百万石，盐五万斤，征调民工三万余人，于元二十六年正月动工，历时近一年开凿从东阿到临清这段新运河，并赐名会通河。会通河在临清与卫河 （御河）连接，从此贯通了从杭州到北京这条最捷径的大运河。运河的贯通为沿河两岸经济发展和南北交流带来了许多便利条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运河成就了聊城辉煌”的原因。

在刀耕火种的年代，人口是繁荣的标志和象征，劳动力是经济发展中最为宝贵的资源。移民使聊城的人口急骤上升，劳动力的迅猛增长，是铸就聊城四百年之辉煌的决定性因素。首先，移民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观念的更新及思想的解放。移民都是来自三个地方：晋南、江南和胶东。带之而来的是山东文化的西去，山西文化的东进，江南文化的北上。各种文化在聊城这个地方相互激荡和融合，既吸收和保留了外地文化的精髓，又扬弃外地文化中的糟粕。逐步发展成为以反映商贸经济为主旋律的运河文化。

其次，随着运河漕运的兴起，大量移民的涌入，在明代永乐之后聊城便成为沿河九大商埠之一。至清代乾隆年间，漕运达到鼎盛时期，聊城声位愈高。据嘉庆年间记载称： “东昌府治，山东省之大都会也，……人烟辐辏，士商云集”，又言： “东昌为山左名区，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 （见聊城山陕会馆嘉庆十四年 《春秋阁碑文》）。

国家生产力的布局，在聊城辉煌历史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明永乐年间，为了巩固国防修筑长城，北京皇城、故宫，在临清沿会通河两岸设立了三百四十八座御窑，专门烧制朝廷用砖。永乐时还在临清设立了工部营缮公司，每年贡砖以百万计。大批窑户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临清手工业发展达到相当程度，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服务业和商业的发展。

繁荣的商贸经济需要大量的货币支撑，为此，明清两朝都在临清设立了铸钱局 （即现在的印钞厂）。明宣德四年（1429年）开始在临清设钞关 （即现在的税务局），明宣德十一年 （1435年）又在临清增设户部榷分司，以督关税。至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各项税收创历史最高，临清钞关征收船料商税达117861两，占全国课税的四分之一强，已超过北京崇文门钞关，居全国七大钞关之首。明清时期，临清钞关所收税一直都是明清政府的极其重要的财政组成部分。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和促进文化的繁荣。明清两朝，聊城这个天华物宝、地灵人杰之地，人才辈出，代不乏人。一是登龙门中进士人数众多；明朝仅临清就有进士64人，聊城县进士29人。二是步入仕途做官的人数众多；其中中央官吏有三公、三孤一品大员，有中书省尚书，有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大理寺卿、少卿、光禄寺丞、鸿胪寺赞、六科给事中等大批京官要员。仅临清人明清在朝庭为官者约一百人，任知府知州知县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人。由此可见一斑。

商业的繁荣，商贾云集，促进了城市建设。东昌沿运河就建有苏州、山陕、赣江、江西、武林等八大会馆。现仅存山陕会馆。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八年，是集关帝庙与会馆为一体的古建筑群，占地五亩七分。整组建筑小巧玲珑，结构紧凑，布局合理，蕴义深刻。会馆有山门、过楼、戏楼、左右夹楼、钟鼓楼、望楼、南北看楼，南、中、北三大殿，春秋阁、望楼、游廊和南北碑亭所组成，整个建筑以其轻俏瑰丽的风格和精湛的石、木、砖雕而闻名遐尔。

东昌古城作为府驻地，绾谷漕运的重镇，地理位置重要更凸现出来，正如后世所比喻的那样：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城呈正方形，面积一平方公里，设四门：东为 “春熙”，西为 “清远”，南为 “正德”，北为“宣威”。城上登望之楼，二十七座。每门有水门、吊桥、潜洞、暗门，池深二十尺。城正中心建有雄伟庄严的光岳楼。楼高九丈九尺，取阳数之极。曾有 “黄鹤、岳阳亦当望拜”之美誉。六百多年来此楼成为聊城的标志性建筑物。乾隆皇帝南巡六次经过东昌，六次登光岳楼，首次登光岳楼就御题了“光岳楼”匾额，至今还悬挂于四楼南面廊檐之下。这位文武兼备的帝王，曾在聊城挥毫赋诗二十多首，成为历史美谈。

从明初到清中叶后期，聊城由荒芜荒凉到逐步繁荣，由贫穷、贫困到较为富庶兴盛，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载入史册，彪炳千秋，成为永久记忆。

一百多年的衰败沉沦

聊城历史的辉煌像一片浮云在历史的长河里旋即已失，代之而来的是一百多年的沉沦和衰败。从富甲齐郡到贫穷落后的鲁西北四地区之一也不过是一百多年的时间。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一种悲惨而不幸的结局呢？

首先，聊城从历史的辉煌到沦落、衰败和贫穷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第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聊城经济衰败的罪魁祸首。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沉重地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摧毁了中国关税屏障，严重地打压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聊城作为封建王朝经济的重镇，受灾犹为严重。日本占领聊城期间，黑暗始终笼罩着这块大地，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昔日运河千帆竞进、樯桅蔽日的繁忙景像变成残垣断壁、人烟稀少、集市停业、作坊关门，到处是一片死寂；广袤的平原沃土无人耕种，荒草侵道，豺狼出没，甚至成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勤劳善良、朴实勇敢的聊城人民在痛苦中呻吟、挣扎、斗争、反抗；繁荣的经济、昌盛的聊城在百年风云变幻的战乱中逐步走向衰败、没落和沉沦。第三，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是聊城经济走向衰败的客观因素。从1840年算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的近一百一十年中，黄河、卫河、运河、徒骇河决口遭水灾，达十九次之多。第四，落后的小农自给自足的思想和因循守旧的观念，是束缚经济发展和生产进步的深层次原因。

正在崛起的聊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古老的聊城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昂首阔步前进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以超常规的速度迅猛发展，正在成就“天下不敢小聊城”的千年梦想。

聊城不仅以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被国家命名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而且又以崭新的姿态和新的业绩被命名为 “国家双拥模范城”、 “国家优秀旅游城”、 “国家卫生城”和驰名中外的江北水城。它有着奇特的城市布局和建设风格，有着鲜明的历史和现代时代特征，有着多彩的魅力和色彩，有着如诗如画的浪漫和瑰丽。 “城中有湖，湖中有城，城、湖、河、楼交相辉映”。中国三大名楼之一的光岳楼，巍峨宏伟，气势非凡，登楼临风，心旷神怡；论古评今，壮怀激烈。东昌湖湖水清澈碧绿，水气沁人心脾，水面辽阔秀丽，比济南大明湖大八倍之多，可与杭州西湖相媲美。素有 “南有西湖美，北有胭脂秀”的美誉。

聊城的经济建设，在改革中注入了活力和取得了不竭动力，在开放中寻找到新的出路和发展前景，在结构调整中产业进一步优化和升级，在创新中取得更大的主动。工业经济中顶天立地的骨干企业正在形成，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也在应运而生。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网已经形成，京九铁路纵贯全市南北，连接京沪、京广铁路的济郸铁路横穿东西，济郸高速公路、德商高速公路、青银高速公路越境而过，市驻地至八县市区的高等级公路修建完毕，形成了半小时经济圈，村村通工程业已完成，交通运输业本身也形成了一个有广阔前景的产业。农村经济稳步发展，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孕育着广袤的平原沃土，引黄灌区覆盖了全市大部分土地；种植业结构已得到极其有力的调整，形成了林果、蔬菜、畜牧、养殖等产业优势，并拉动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农村的基础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来水、宽带网、电视、电话、低保、新农村医疗制度，逐步扩大到广大农村。先进文化建设逐步深入并在各项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聊城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正在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和胆量，逐步解放思想，不断摒弃 “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封建迷信、唯书唯上等陈规陋习，克服 “满、旧、浮、难、小”等思想观念束缚，培养强化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实干意识、进取意识和大局意识，树立新观念、新思想，以博大宽广的胸襟去迎接新的伟大时代，以前所未有的胆量和气魄创造发展，去实现建设强市名城实现跨越发展的宏伟目标。

五百多年来，聊城这座古老的城市，有过让人瞩目的繁荣、昌盛、兴旺和发达，也有过让人无奈的萧条、冷寂、沦落和贫穷；她曾让人感到羡慕、荣耀和骄傲，也曾让人感到无限的痛惜、悲惨和屈辱。她经历了无数的风雨沧桑，仍傲然屹立在鲁西这片沃土之上，始终保持着春之烂漫，夏之荣华，秋之璀璨，冬之泰然的历史品格和精神。她大器开放包容，她勤劳朴实勇敢，她曾经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她也曾经在冷寂中恪守着坚韧不拔的操守和精神。沉浮变迁，繁荣与衰败、昌盛与沦落写下了她难以忘怀的历史。

四百年的繁荣昌盛

运河的开挖和贯通为聊城从明初到清中后期的繁荣昌盛创造了条件，带来了许多便利。

元朝初期，元世祖忽必烈拨款一百五十万缗，米四百万石，盐五万斤，征调民工三万余人，于元二十六年正月动工，历时近一年开凿从东阿到临清这段新运河，并赐名会通河。会通河在临清与卫河 （御河）连接，从此贯通了从杭州到北京这条最捷径的大运河。运河的贯通为沿河两岸经济发展和南北交流带来了许多便利条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运河成就了聊城辉煌”的原因。

在刀耕火种的年代，人口是繁荣的标志和象征，劳动力是经济发展中最为宝贵的资源。移民使聊城的人口急骤上升，劳动力的迅猛增长，是铸就聊城四百年之辉煌的决定性因素。首先，移民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观念的更新及思想的解放。移民都是来自三个地方：晋南、江南和胶东。带之而来的是山东文化的西去，山西文化的东进，江南文化的北上。各种文化在聊城这个地方相互激荡和融合，既吸收和保留了外地文化的精髓，又扬弃外地文化中的糟粕。逐步发展成为以反映商贸经济为主旋律的运河文化。

其次，随着运河漕运的兴起，大量移民的涌入，在明代永乐之后聊城便成为沿河九大商埠之一。至清代乾隆年间，漕运达到鼎盛时期，聊城声位愈高。据嘉庆年间记载称： “东昌府治，山东省之大都会也，……人烟辐辏，士商云集”，又言： “东昌为山左名区，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 （见聊城山陕会馆嘉庆十四年 《春秋阁碑文》）。

国家生产力的布局，在聊城辉煌历史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明永乐年间，为了巩固国防修筑长城，北京皇城、故宫，在临清沿会通河两岸设立了三百四十八座御窑，专门烧制朝廷用砖。永乐时还在临清设立了工部营缮公司，每年贡砖以百万计。大批窑户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临清手工业发展达到相当程度，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服务业和商业的发展。

繁荣的商贸经济需要大量的货币支撑，为此，明清两朝都在临清设立了铸钱局 （即现在的印钞厂）。明宣德四年（1429年）开始在临清设钞关 （即现在的税务局），明宣德十一年 （1435年）又在临清增设户部榷分司，以督关税。至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各项税收创历史最高，临清钞关征收船料商税达117861两，占全国课税的四分之一强，已超过北京崇文门钞关，居全国七大钞关之首。明清时期，临清钞关所收税一直都是明清政府的极其重要的财政组成部分。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和促进文化的繁荣。明清两朝，聊城这个天华物宝、地灵人杰之地，人才辈出，代不乏人。一是登龙门中进士人数众多；明朝仅临清就有进士64人，聊城县进士29人。二是步入仕途做官的人数众多；其中中央官吏有三公、三孤一品大员，有中书省尚书，有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大理寺卿、少卿、光禄寺丞、鸿胪寺赞、六科给事中等大批京官要员。仅临清人明清在朝庭为官者约一百人，任知府知州知县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人。由此可见一斑。

商业的繁荣，商贾云集，促进了城市建设。东昌沿运河就建有苏州、山陕、赣江、江西、武林等八大会馆。现仅存山陕会馆。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八年，是集关帝庙与会馆为一体的古建筑群，占地五亩七分。整组建筑小巧玲珑，结构紧凑，布局合理，蕴义深刻。会馆有山门、过楼、戏楼、左右夹楼、钟鼓楼、望楼、南北看楼，南、中、北三大殿，春秋阁、望楼、游廊和南北碑亭所组成，整个建筑以其轻俏瑰丽的风格和精湛的石、木、砖雕而闻名遐尔。

东昌古城作为府驻地，绾谷漕运的重镇，地理位置重要更凸现出来，正如后世所比喻的那样：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城呈正方形，面积一平方公里，设四门：东为 “春熙”，西为 “清远”，南为 “正德”，北为“宣威”。城上登望之楼，二十七座。每门有水门、吊桥、潜洞、暗门，池深二十尺。城正中心建有雄伟庄严的光岳楼。楼高九丈九尺，取阳数之极。曾有 “黄鹤、岳阳亦当望拜”之美誉。六百多年来此楼成为聊城的标志性建筑物。乾隆皇帝南巡六次经过东昌，六次登光岳楼，首次登光岳楼就御题了“光岳楼”匾额，至今还悬挂于四楼南面廊檐之下。这位文武兼备的帝王，曾在聊城挥毫赋诗二十多首，成为历史美谈。

从明初到清中叶后期，聊城由荒芜荒凉到逐步繁荣，由贫穷、贫困到较为富庶兴盛，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载入史册，彪炳千秋，成为永久记忆。

一百多年的衰败沉沦

聊城历史的辉煌像一片浮云在历史的长河里旋即已失，代之而来的是一百多年的沉沦和衰败。从富甲齐郡到贫穷落后的鲁西北四地区之一也不过是一百多年的时间。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一种悲惨而不幸的结局呢？

首先，聊城从历史的辉煌到沦落、衰败和贫穷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第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聊城经济衰败的罪魁祸首。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沉重地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摧毁了中国关税屏障，严重地打压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聊城作为封建王朝经济的重镇，受灾犹为严重。日本占领聊城期间，黑暗始终笼罩着这块大地，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昔日运河千帆竞进、樯桅蔽日的繁忙景像变成残垣断壁、人烟稀少、集市停业、作坊关门，到处是一片死寂；广袤的平原沃土无人耕种，荒草侵道，豺狼出没，甚至成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勤劳善良、朴实勇敢的聊城人民在痛苦中呻吟、挣扎、斗争、反抗；繁荣的经济、昌盛的聊城在百年风云变幻的战乱中逐步走向衰败、没落和沉沦。第三，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是聊城经济走向衰败的客观因素。从1840年算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的近一百一十年中，黄河、卫河、运河、徒骇河决口遭水灾，达十九次之多。第四，落后的小农自给自足的思想和因循守旧的观念，是束缚经济发展和生产进步的深层次原因。

正在崛起的聊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古老的聊城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昂首阔步前进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以超常规的速度迅猛发展，正在成就“天下不敢小聊城”的千年梦想。

聊城不仅以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被国家命名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而且又以崭新的姿态和新的业绩被命名为 “国家双拥模范城”、 “国家优秀旅游城”、 “国家卫生城”和驰名中外的江北水城。它有着奇特的城市布局和建设风格，有着鲜明的历史和现代时代特征，有着多彩的魅力和色彩，有着如诗如画的浪漫和瑰丽。 “城中有湖，湖中有城，城、湖、河、楼交相辉映”。中国三大名楼之一的光岳楼，巍峨宏伟，气势非凡，登楼临风，心旷神怡；论古评今，壮怀激烈。东昌湖湖水清澈碧绿，水气沁人心脾，水面辽阔秀丽，比济南大明湖大八倍之多，可与杭州西湖相媲美。素有 “南有西湖美，北有胭脂秀”的美誉。

聊城的经济建设，在改革中注入了活力和取得了不竭动力，在开放中寻找到新的出路和发展前景，在结构调整中产业进一步优化和升级，在创新中取得更大的主动。工业经济中顶天立地的骨干企业正在形成，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也在应运而生。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网已经形成，京九铁路纵贯全市南北，连接京沪、京广铁路的济郸铁路横穿东西，济郸高速公路、德商高速公路、青银高速公路越境而过，市驻地至八县市区的高等级公路修建完毕，形成了半小时经济圈，村村通工程业已完成，交通运输业本身也形成了一个有广阔前景的产业。农村经济稳步发展，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孕育着广袤的平原沃土，引黄灌区覆盖了全市大部分土地；种植业结构已得到极其有力的调整，形成了林果、蔬菜、畜牧、养殖等产业优势，并拉动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农村的基础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来水、宽带网、电视、电话、低保、新农村医疗制度，逐步扩大到广大农村。先进文化建设逐步深入并在各项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聊城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正在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和胆量，逐步解放思想，不断摒弃 “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封建迷信、唯书唯上等陈规陋习，克服 “满、旧、浮、难、小”等思想观念束缚，培养强化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实干意识、进取意识和大局意识，树立新观念、新思想，以博大宽广的胸襟去迎接新的伟大时代，以前所未有的胆量和气魄创造发展，去实现建设强市名城实现跨越发展的宏伟目标。

五百多年来，聊城这座古老的城市，有过让人瞩目的繁荣、昌盛、兴旺和发达，也有过让人无奈的萧条、冷寂、沦落和贫穷；她曾让人感到羡慕、荣耀和骄傲，也曾让人感到无限的痛惜、悲惨和屈辱。她经历了无数的风雨沧桑，仍傲然屹立在鲁西这片沃土之上，始终保持着春之烂漫，夏之荣华，秋之璀璨，冬之泰然的历史品格和精神。她大器开放包容，她勤劳朴实勇敢，她曾经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她也曾经在冷寂中恪守着坚韧不拔的操守和精神。沉浮变迁，繁荣与衰败、昌盛与沦落写下了她难以忘怀的历史。

四百年的繁荣昌盛

运河的开挖和贯通为聊城从明初到清中后期的繁荣昌盛创造了条件，带来了许多便利。

元朝初期，元世祖忽必烈拨款一百五十万缗，米四百万石，盐五万斤，征调民工三万余人，于元二十六年正月动工，历时近一年开凿从东阿到临清这段新运河，并赐名会通河。会通河在临清与卫河 （御河）连接，从此贯通了从杭州到北京这条最捷径的大运河。运河的贯通为沿河两岸经济发展和南北交流带来了许多便利条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运河成就了聊城辉煌”的原因。

在刀耕火种的年代，人口是繁荣的标志和象征，劳动力是经济发展中最为宝贵的资源。移民使聊城的人口急骤上升，劳动力的迅猛增长，是铸就聊城四百年之辉煌的决定性因素。首先，移民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观念的更新及思想的解放。移民都是来自三个地方：晋南、江南和胶东。带之而来的是山东文化的西去，山西文化的东进，江南文化的北上。各种文化在聊城这个地方相互激荡和融合，既吸收和保留了外地文化的精髓，又扬弃外地文化中的糟粕。逐步发展成为以反映商贸经济为主旋律的运河文化。

其次，随着运河漕运的兴起，大量移民的涌入，在明代永乐之后聊城便成为沿河九大商埠之一。至清代乾隆年间，漕运达到鼎盛时期，聊城声位愈高。据嘉庆年间记载称： “东昌府治，山东省之大都会也，……人烟辐辏，士商云集”，又言： “东昌为山左名区，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 （见聊城山陕会馆嘉庆十四年 《春秋阁碑文》）。

国家生产力的布局，在聊城辉煌历史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明永乐年间，为了巩固国防修筑长城，北京皇城、故宫，在临清沿会通河两岸设立了三百四十八座御窑，专门烧制朝廷用砖。永乐时还在临清设立了工部营缮公司，每年贡砖以百万计。大批窑户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临清手工业发展达到相当程度，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服务业和商业的发展。

繁荣的商贸经济需要大量的货币支撑，为此，明清两朝都在临清设立了铸钱局 （即现在的印钞厂）。明宣德四年（1429年）开始在临清设钞关 （即现在的税务局），明宣德十一年 （1435年）又在临清增设户部榷分司，以督关税。至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各项税收创历史最高，临清钞关征收船料商税达117861两，占全国课税的四分之一强，已超过北京崇文门钞关，居全国七大钞关之首。明清时期，临清钞关所收税一直都是明清政府的极其重要的财政组成部分。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和促进文化的繁荣。明清两朝，聊城这个天华物宝、地灵人杰之地，人才辈出，代不乏人。一是登龙门中进士人数众多；明朝仅临清就有进士64人，聊城县进士29人。二是步入仕途做官的人数众多；其中中央官吏有三公、三孤一品大员，有中书省尚书，有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大理寺卿、少卿、光禄寺丞、鸿胪寺赞、六科给事中等大批京官要员。仅临清人明清在朝庭为官者约一百人，任知府知州知县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人。由此可见一斑。

商业的繁荣，商贾云集，促进了城市建设。东昌沿运河就建有苏州、山陕、赣江、江西、武林等八大会馆。现仅存山陕会馆。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八年，是集关帝庙与会馆为一体的古建筑群，占地五亩七分。整组建筑小巧玲珑，结构紧凑，布局合理，蕴义深刻。会馆有山门、过楼、戏楼、左右夹楼、钟鼓楼、望楼、南北看楼，南、中、北三大殿，春秋阁、望楼、游廊和南北碑亭所组成，整个建筑以其轻俏瑰丽的风格和精湛的石、木、砖雕而闻名遐尔。

东昌古城作为府驻地，绾谷漕运的重镇，地理位置重要更凸现出来，正如后世所比喻的那样：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城呈正方形，面积一平方公里，设四门：东为 “春熙”，西为 “清远”，南为 “正德”，北为“宣威”。城上登望之楼，二十七座。每门有水门、吊桥、潜洞、暗门，池深二十尺。城正中心建有雄伟庄严的光岳楼。楼高九丈九尺，取阳数之极。曾有 “黄鹤、岳阳亦当望拜”之美誉。六百多年来此楼成为聊城的标志性建筑物。乾隆皇帝南巡六次经过东昌，六次登光岳楼，首次登光岳楼就御题了“光岳楼”匾额，至今还悬挂于四楼南面廊檐之下。这位文武兼备的帝王，曾在聊城挥毫赋诗二十多首，成为历史美谈。

从明初到清中叶后期，聊城由荒芜荒凉到逐步繁荣，由贫穷、贫困到较为富庶兴盛，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载入史册，彪炳千秋，成为永久记忆。

一百多年的衰败沉沦

聊城历史的辉煌像一片浮云在历史的长河里旋即已失，代之而来的是一百多年的沉沦和衰败。从富甲齐郡到贫穷落后的鲁西北四地区之一也不过是一百多年的时间。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一种悲惨而不幸的结局呢？

首先，聊城从历史的辉煌到沦落、衰败和贫穷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第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聊城经济衰败的罪魁祸首。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沉重地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摧毁了中国关税屏障，严重地打压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聊城作为封建王朝经济的重镇，受灾犹为严重。日本占领聊城期间，黑暗始终笼罩着这块大地，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昔日运河千帆竞进、樯桅蔽日的繁忙景像变成残垣断壁、人烟稀少、集市停业、作坊关门，到处是一片死寂；广袤的平原沃土无人耕种，荒草侵道，豺狼出没，甚至成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勤劳善良、朴实勇敢的聊城人民在痛苦中呻吟、挣扎、斗争、反抗；繁荣的经济、昌盛的聊城在百年风云变幻的战乱中逐步走向衰败、没落和沉沦。第三，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是聊城经济走向衰败的客观因素。从1840年算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的近一百一十年中，黄河、卫河、运河、徒骇河决口遭水灾，达十九次之多。第四，落后的小农自给自足的思想和因循守旧的观念，是束缚经济发展和生产进步的深层次原因。

正在崛起的聊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古老的聊城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昂首阔步前进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以超常规的速度迅猛发展，正在成就“天下不敢小聊城”的千年梦想。

聊城不仅以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被国家命名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而且又以崭新的姿态和新的业绩被命名为 “国家双拥模范城”、 “国家优秀旅游城”、 “国家卫生城”和驰名中外的江北水城。它有着奇特的城市布局和建设风格，有着鲜明的历史和现代时代特征，有着多彩的魅力和色彩，有着如诗如画的浪漫和瑰丽。 “城中有湖，湖中有城，城、湖、河、楼交相辉映”。中国三大名楼之一的光岳楼，巍峨宏伟，气势非凡，登楼临风，心旷神怡；论古评今，壮怀激烈。东昌湖湖水清澈碧绿，水气沁人心脾，水面辽阔秀丽，比济南大明湖大八倍之多，可与杭州西湖相媲美。素有 “南有西湖美，北有胭脂秀”的美誉。

聊城的经济建设，在改革中注入了活力和取得了不竭动力，在开放中寻找到新的出路和发展前景，在结构调整中产业进一步优化和升级，在创新中取得更大的主动。工业经济中顶天立地的骨干企业正在形成，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也在应运而生。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网已经形成，京九铁路纵贯全市南北，连接京沪、京广铁路的济郸铁路横穿东西，济郸高速公路、德商高速公路、青银高速公路越境而过，市驻地至八县市区的高等级公路修建完毕，形成了半小时经济圈，村村通工程业已完成，交通运输业本身也形成了一个有广阔前景的产业。农村经济稳步发展，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孕育着广袤的平原沃土，引黄灌区覆盖了全市大部分土地；种植业结构已得到极其有力的调整，形成了林果、蔬菜、畜牧、养殖等产业优势，并拉动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农村的基础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来水、宽带网、电视、电话、低保、新农村医疗制度，逐步扩大到广大农村。先进文化建设逐步深入并在各项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聊城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正在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和胆量，逐步解放思想，不断摒弃 “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封建迷信、唯书唯上等陈规陋习，克服 “满、旧、浮、难、小”等思想观念束缚，培养强化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实干意识、进取意识和大局意识，树立新观念、新思想，以博大宽广的胸襟去迎接新的伟大时代，以前所未有的胆量和气魄创造发展，去实现建设强市名城实现跨越发展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