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主权债务违约的欧洲南部边缘国家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前车之鉴，但乍一看都让人皱眉头。处理棘手的问题通常需要时间，而耐心往往是稀缺品——尤其在民主国家。

　　欧洲目前的苦恼，最显眼的先例是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82年8月，墨西哥扬言要违约，很快就有其他债务国跟风，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一旦爆发违约风潮，各大工业化国家的银行体系就会被拖垮，从而引发类似大萧条的金融危机。

　　接下来是拖时间，一拖七年。最初的对策是在各债务国改进政策的条件下，由国际机构提供帮助，并由有关银行追加贷款——看起来违背了银行理性行为的基本信条。

　　拉美债务危机爆发三年后，时任美国财长贝克（James Baker）宣布了一个将初步对策系统化的方案。该方案缺乏新意：银行和多边开发机构都要增加放贷，而债务人要继续努力改善宏观经济政策。贝克计划令各方失望。经济增长再度滑落，而国际货币基金实际上减少了放贷量。

　　又过了三年多，新一任美国财长布雷迪（Nicholas Brady）制定了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计划：让持有债权的银行选择，要么收取更低的利息，要么给本金打个大折扣。如果债权银行不愿接受任何形式的债务重组，就得追加放贷。允许将国际机构的贷款用于赎回折后债权。

　　布雷迪计划大获成功。信心恢复了，资本从拉美外逃的形势逆转了，资本市场又愿意向拉美提供融资了。

　　看起来，布雷迪计划肯定是帮助南欧脱困的一个好范例。为什么不避免七年的苦熬，现在就进行类似操作，恢复南欧的经济活力呢?

　　最明显的原因是，在拉美危机爆发的头几年，各银行根本无法承受如此高昂的资本亏损。它们必须撑门面撑七年时间，才能积累起足够的储备来承受亏损。

　　发起布雷迪计划的其实根本不是官僚部门。要不是一些大型金融机构愿意交易打折债权，从而构成了一个市场，那些昔日失误所遗留下来的负担是无法得到清理的。

　　特别要提一提领头的两个大机构：美国的花旗集团（Citicorp）和欧洲的德意志银行。当时的CEO把它们的行动演绎得仿佛是远见卓识加慈悲心肠的产物，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而力挽狂澜。这个动机也许成立，但两家银行也想向公众表明，它们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好过实力较弱的竞争对手。在德国，德累斯顿银行和各州立银行就受不了这种冲击。

　　此外，尽管拉美选民表现出明显的“改革疲劳”，各债务国还是承诺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在布雷迪计划公布前，墨西哥政府同工会、农会等各利益集团达成妥协，出台了影响广泛的《经济巩固与增长协议》（Pact of Economic Solidarity and Growth），这一举措立即提升了投资者信心，使国内高企的利率有所下降。

　　国际货币调整走出了解决拉美债务问题的最后一步。1982年后，增加危机解决难度的因素之一就是美元升值。与之类似，欧元在货币市场上表现坚挺，也令今日的欧元危机更难解决。自1985年起，美元贬值，舒缓了拉美的美元债务负担。

　　尽管如今有人呼吁出台欧洲布雷迪计划，但此类计划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却未必具备。在各条战线上都没有什么进展。财政瘦身的贯彻前景着实令人沮丧，也没有真正的迹象表明，南欧国家能够持续地力行改革。

　　欧洲银行的问题也远未得到解决。如果欧洲银行体系内部存在真正的竞争，就能激励大而有力的银行冒着风险进一步做大做强。但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政策制定者过于关切大到不能倒的银行所构成的现实问题，也过于害怕小银行崩溃的潜在风险，以至于不会允许银行业出现大量兼并。在没有足够强大的银行之前，资本重组无从实施。

　　最后，全球货币不确定性也妨碍欧洲问题得到解决。尽管欧元区麻烦多多，欧元却依然坚挺，使出口拉动型复苏战略难以实施。欧洲共同货币之坚挺，反映了世界其他地方也是问题缠身，也使有利于信心恢复与经济复苏的欧元汇率难以出现。

　　由于布雷迪计划产生效果的先决条件都不存在，简单移植债务减计的做法，只会增加不确定性，甚至对已经威胁到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政治反感情绪火上浇油。更何况，欧洲相对富裕，未必会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那样，陷入像《圣经》说的“七个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