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天气中已有一丝丝夏季的躁动。温州市车站大道车来车往，这是市区内比较繁华的路段，四周高楼林立，各种银行在此处都有布点，因此有温州的“金融街”之称。行驶在大道上，一位本地的出租车司机跟记者闲聊时说：“在温州，不仅银行多，放高利贷的也多”。当地人把“高利贷”都叫做“老高”，在温州，高利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很多有闲钱的人，都曾有过放高利贷的经历。

　　这或许能解答当下的场景：政府银根紧缩，而融资需求却未见降温，一些游走在正规融资渠道缝隙间的民间借贷，迅速填补了信贷需求的巨大缺口。在民间资本向来就十分活跃的浙江、山西等地，高利贷呈现出越来越兴盛、甚至疯狂的局面。

　　“温州第一当”的典当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这里只能做动产或不动产抵押贷款。当被询问一辆2010年的本田车能贷多少钱时，老板出来了：“10万”。利率是2分7，贷款者每月要支付2700元的利息。而在瓯江路附近的另一家典当行里，一辆2010年的本田车在他们这里可以贷到15万，只不过利息变成了3分，即一个月4500，并且抵押贷款只能贷三个月，利息按月付，车子还要收每天10元的停车费。

　　而据当地司机透露，在温州放高利贷的有很多，除了暗地里我们见不到的，现在街面上很多的所谓典当行、寄售行、投资公司等，都在从事高利贷业务。到底是什么人在放高利贷，又是谁在借高利贷？高利贷带来的，究竟又是什么呢？这正是公众亟待了解的真相。

　　高利贷“死灰复燃”

　　2008年，温州市银监局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当时最高的借贷年利率曾达到130%。随着2009年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民间借贷的利率一度下滑，最低的年利率只有15%左右。

　　2010年开始，民间利率又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根据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监测数据，2010年10月份的民间借贷平均利率已经达到39.19%。而随着2011年初的银根收紧，民间借贷又开始“量价齐升”。最近几个月，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水平，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有的甚至高达月息15分，即年利率180%。

　　据了解，在温州，高利贷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拆借；第二种就是批着合法的一个外衣的，比如说像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投资公司等等，变相的从事一些借贷的活动；第三种就是行事隐秘的地下钱庄。周德文介绍说：“在当前不断收紧的地产政策之下，也有不少的高利贷资金，成为一些中小房地产商的救命钱。许多中小的房地产商很难生存，那么它为了生存，为了使它的项目能够建成，有的都是建了一半，现在的银根收紧，不可能给房地产企业提供任何的贷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它被迫转向了民间借贷，这一块也是占了相当比例。”

　　此外，山西等地煤改带来大量的资本回流，包括房地产领域，加上现在不太景气的实业“逼走”一部分资本。“这些回到温州，我这逃离实业的资本，要寻找到一种赢利的模式，就是它要进入到一些短期内给它带来利益的，那么民间借贷就成了出口，许多的资本是一拥而入，进入到这个领域。”周德文介绍说。

　　温州有36万家中小企业，很多规模以下中小企业，能从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的占比可能不到10%。绝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首先会将目光转向民间高利贷。中小企业的业主们为了留了这口气，能够坚持下去，等待政策调控和外部环境变化，会冒着风险承受高额的利息。

　　民间借贷是把双刃剑，它为一些中小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但脱离法律监管的高利贷也给企业带来高额的融资成本，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也会带来社会风险。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甚至引起突发事件。造成一定的社会不稳定。至少从现在已经出现的所谓“非法集资”来看，背后都有民间借贷的痕迹。

　　高利贷利高几许

　　温州典当行借贷利率一般在3分左右，所谓的寄售行和投资公司一般在利息在6分左右，相当于72%年利息。也就是说，如果贷款100万的话，每个月要付出利息6万，年付息72万。在温州，6分的月息还真不是利息最高的高利贷。报纸广告上的一些公司高利贷利息通常1毛左右，高的甚至达到1毛五，也就是年利率180%。如果按照2分7或3分利率计算，拿到贷款的年利率分别是32.4%和36%，已经远远高于目前的6.31%的年贷款基准利率，这个利率的“高度”，让人感到恐怖。

　　路边的寄售行里好几家店的老板都不在，咨询贷款利息的时候，店里的职员说“这个要跟我们老板谈的，我们也不大清楚”。而店老板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利息五分，其它东西没有，就咱们俩签一个合同就行了”。此外，如果能找到担保人，也能从他这里贷到更多的钱，有担保的话，利率4分半也可以。银行林立的温州车站大道，不到300米的距离，就有两家寄售行，它们还紧邻银行。

　　“金尚投资”门口的字幕屏上写着：本公司为企业及个人提供投资服务。在这里，20万的一辆车能贷10万多，利息至少6分。如果贷款对象是外地人，能够找到公务员做担保，最多能贷到50万而不要抵押。“公务员”包括公安、工商、税务。当地报纸上的高利贷广告，能够提供的贷款利率至少8分，多则1毛5。

　　在温州，民间借贷行为，向来就十分活跃。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曾做过一个调查，共发放调查间卷260份，其中家庭个人问卷120份、企业问卷140份，取得220份有效问卷。发现调查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也就是说，温州绝大部分的家庭和个人都曾参与民间借贷。

　　被称作温州民间金融第一个“吃螃蟹”的方培林说，“温州我认为有多少个家庭，就有多少个人在从事金融活动，几乎是家家户户在从事金融活动，几乎是20小时以内在不断的运转。” 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温州民间借贷规模激增，甚至远超出来他的预计：“我平时更多的讲是达成一千到一千两百个亿的规模，但事实上最近我关注到一些监管机构透露出的信息，是民间借贷，温州已经达到1800亿的规模。”

　　不仅借贷规模巨大，更为可怕的是，他认为这1800亿的民间借贷资金很大部分都是高利贷。“借高利贷的界定就是国家基准利率4倍以下的是属于正常的，4倍以上那都是高利贷，那按我们现在基准的6厘，那么也就是四六二十四，两分五以下的是属于合理的，或者合法的，超过两分五的，那肯定就是属于高利贷，按照界定来讲。那么事实上民间借贷，就是大部分超过两分五的。”周德文忧心忡忡。

　　高利贷下的债奴

　　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6.33万亿元，占融资总量的44.4%，这意味着所谓银信合作理财、地下钱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其他非银行的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已经逼近半壁江山。这在客观上动摇了人民银行作为央行行使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常规的抑制通胀手段的效果。而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高利贷，不仅只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温州等地盛行。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的城镇人口不足10万，经济并不发达，民间高利贷资本却很活跃。

　　任直平是中阳县一家耐火材料厂的董事长，也是《高利贷》一书的作者，在书的封面写有这样一句话：“绑架亿万债奴，吃垮无数企业”。他是一个典型的高利贷的债奴，至今还没有彻底摆脱高利贷的魔圈，唯一幸运的是他是那个九死一生中的生者：中阳县铝矾土资源丰富，铝矾土是制造耐火建筑材料的主要原料。2002年，任直平看到了这种产品的广阔市场前景，于是拿着自己做小生意赚到的100万块钱，开办了一个小的耐火砖厂。三年半的时间由100多万的小厂发展到了固定资产上了4000万的大厂。2005年下半年，任直平准备乘势而上，再建第三个厂，生产高档耐火砖以抢占更大的市场。但是由于工厂赚的钱基本上都用在扩建上，手头的流动资金并不多，建新厂有一千多万的资金缺口，任直平首先想到了去银行贷款。“像吕梁县这种情况，小企业并不能贷下款。” 任直平坚持要将新厂办下去，为了让企业早日投产，他开始借高利贷。朋友的钱借来了，朋友的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的钱都借来了：“利息4分的居多，按月结息，结息的周期太短，后边进来的钱都付了前面的利息，就用不到建设上。并且那一个新厂投不了产，把这个旧厂也拉垮了，这个厂里面还来的货款，用不到这的生产上，都付出利息了。”

　　就这样，一天比一天差，债务一天比一天大，效益一天比一天差，这到最后2008年的时候，金融危机来的时候，企业垮了。工厂停产、工人要工钱、高利贷对他更是围追堵截，就连跟他最好的朋友，这时也跟他撕破了脸。短短三年时间，任直平的高利贷从最初的1000多万，利滚利到最后，工厂停工，还欠下3000多万的债务。

　　2009年腊月28，走投无路之下，任直平决定用自杀来了结一切。然而女儿的一条短信，让他打消了轻生的念头：“‘爸爸，我们正在做你爱吃的油面条，如果你回来别忘给我买鞭炮’，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当时真是泪如泉涌。我忽然感到，我不能这样逃避责任，每天默默无闻关心着我的人太多，关注我的人太多，是他们不懂用什么语言来劝说，但是他们在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希望，有他们的想法，也有他们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我现在这种情况下自杀，我是一种无能的表现，是一个懦夫的做法。”

　　此后的半年时间，任直平开始彻底反思他这三年来过山车般的高利贷经历，并开始着手写《高利贷》这本书。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任直平主动找到了放贷人。“你们到底是把这个利息停了，以后让我的企业重新活起来，给你们还本钱，你们还是想现在把我逼死，把企业逼垮，你们一分钱也拿不回去了，我这样主动找他们，跟他们每天讲这个道理，我把他们堵在大街上，不是他们把我堵在大街上要钱。”也许是他的反其道而行和豁出去的想法，让高利贷债主们暂时放弃追债。利息以后一分也不算了，等这个企业搞好以后，任直平看着给就行了。

　　越陷越深，正是高利贷的可怕之处，不仅是利息高，还有每月结息的潜规则，任直平算了一笔这样的账：“就比如1000万，月息4分的借款，大家都以为每个月40万利息，三年还的是1440万的利息，加上本金是2440万，其实不是这样的。比如第一个月，我还的40万利息，这40万本身又是还要还40×4%，因为这40万我没有用，就给人家付上利息。第二个月的时候，我又向别人借了40万，给人家付利息，这40万也有4%付利息，这样一直到36个月，这样利滚利算下来，我真正付出的，整体的利息是5540万，还欠人家1000万本金，也就是说1000万的借款，到三年的时间，变成了6540万的借款。整整比2440万多出了4100万，这4100万就是被利滚利吃掉的。”

　　任直平在借高利贷的人中间算是特例，在中阳县、甚至吕梁市，更多借高利贷的人到最后不知所终。当地另一个借贷人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幸运了，2009年初，冯小琳的丈夫在内蒙躲债时被高利贷债主发现并控制。她的丈夫曾经是这家占地400多亩的焦煤厂的老板，然而现在这里已经被强行抵债，因为欠下四千多万的高利贷债务，被判刑12年。在冯小琳看来，这一切都是祸起高利贷：“最低的是二分，还来还有三分、五分、七分、八分的，甚至有一毛的利息。只能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去年10月份，丈夫被判刑后，一无所有的冯小琳带着两个孩子寄住在亲戚家，靠打工维持生计。

　　监管漏洞

　　前不久，媒体曝出“渤海银行太原分行员工挪用千万存款放贷”的消息，根据媒体报道，数千万的存款极有可能被挪作高息放贷。在高利贷的链条里，金字塔底层的人也许是一分的利息将钱给到第二层，第二层的人又以2分的利息给到第三层，这样到了最顶层也就是真正放贷的人，这个人也许放出的利息就是6分、8分甚至更高，这个链条越长，到最后的利息就越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高于四倍以上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民间借贷利息不受法律保护。事实上，处在“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行却一直活跃，资金量巨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说，民间借贷行为之所暗流涌动，这与目前金融市场的扭曲不无关系：“现在扭曲太多，各个不同的企业，不同的金融机构，所面对的（借贷）待遇、政策、环境都不一样，最后导致了一系列的扭曲，所以在正规市场利率大家都觉得太低了，6%，但是民间市场20%，仍然有人借。”

　　不可否认，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通过民间融资，的确是很多中小企业的生存途径。但民间借贷的兴盛，对于正规金融市场肯定会产生冲击，其潜在的经济和社会风险不可忽视。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最近几个月一些地方高利贷异常活跃肯定是不正常的，应当引起高度警惕：“对金融市场来说，应当加以关注的，因为任由民间不合规民间融资发展的话，整个金融市场就会被搞乱，价格信号紊乱，向小企业发放高利贷的不合规的这些机构大量的活动的话，很可能这个地方的金融秩序就被破坏掉，比如说个别机构会倒闭，甚至涉黑等等。需要引起各方的关注。”

　　当然，对高利贷并不能一概而论，一棍子打死，“打击”的同时，也要大胆“放开”。“第一对于涉黑的不规范的、在市场上捣乱秩序的，应该给予严厉打击。对按市场进行经营的，还是以疏导为主，给他们一条路，设定一个框架，有一系列的流程，允许他们从地下转到地上。能不能首先在这些机构中首先实现利率市场化，这方面我们要解放思想。”连平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对于民间信贷、包括一些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既要监管，也要让给予合理的发展空间。“监管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可以防范风险，但是由此导致的，可能使客观上形成一个效果就是说，它压缩了原来的紧缩时期，本来从正规的银行信息获得不了资金支持的那一部分中小企业的那一部分融资渠道被卡住了。所以如果你在这些渠道里面，获得不了资金的时候，你怎么在正规体制内要开口，堵斜门，开正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