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力寻租、既得利益失控与严重的收入差距、社会不公等同时出现时，公众不满情绪极易被触发。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改革”多达六十五次，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将在极其复杂的局面下仍持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

　　改革难以推进，其原因已有各种解读。而集中度最高的，恐怕还是认为当前既得利益者的强大力量，阻碍了改革决策的施行，导致利益分配严重失衡。有学者曾说过：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已成政府治理顽疾，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变形，权钱交易的花样不断翻新。

　　正因如此，在推进中国市场经济过程中，舆论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抨击从未停歇。中国社会当前处于一种急切需要利益再平衡的改革阶段。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利益集团及其相关的社会影响?有何破解之道?本期圆桌论坛邀请到几位专家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今天的嘉宾是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曹新，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上海交通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顾建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永生。

　　利益集团多源于社会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权力寻租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市场经济道路是艰难的，即使到今天，我们也还未彻底摆脱某些体制机制与社会不良力量的限制，也因此，“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概念被频繁提及。如果要对其进行细分，当今中国可能存在哪几类既得利益集团?

　　张千帆：所谓“既得利益”，就是利益受到现实体制保护的群体。它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通过交易和官员达成默契，从而得到公权力控制下的资源，譬如垄断企业以及煤老板、房地产等资源开发商。事实上，后者往往是公权力寻租的租金提供方，而租金正是从公权放松控制的资源中支付的，譬如煤老板用获得批准的煤矿经营权赢利来贿赂掌握批准权的官员。这样，围绕公权垄断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就是既得利益集团。

　　顾建光：按照一般经验的理解，“既得利益集团”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利用出现的制度漏洞或者制度缺失，并且利用自身特有优势地位，为自己谋取非正当的既得好处。当前民众心目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可能包括了以下一些：最近十多年来在城市房地产转制过程中，通过各种途径攫取巨大财富的房地产开发商；在房地产转制以及相关政策实施过程中，通过投机或者投资而获得庞大资产的各类房地产业者；近年来在城市化过程和城市房地产开发中利用手中权力，与开发商共谋，获得巨大个人既得好处的一些地方官员；在处于垄断地位的不同行业中，依靠国有垄断权力得以内部瓜分本属全民垄断利润的相关利益集团；在国有和集体资产转制过程中，通过自己的特权地位，在不同程度上化公有资产为个人资产的部分管理层、利益集团，等等。

　　中国经济时报：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张千帆：任何不受监督的公权力都会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在严格控制的计划经济发生松动、权钱交易成为可能的时候。严格的计划经济会维持一个贫困而清廉的国家。当然，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既得利益，只不过它们掌控在极少数人手里，而且虽然权力巨大，但是因为不允许交易，因而从权力中得到的好处也相当有限。在实行市场经济过程中，原有的限制松动，权力获得兑现的大量机会，因而产生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顾建光：从我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和形成通常有两个主要途径。

　　一是在社会经济体制发生转型或者变革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以前没有预料到的一些体制性漏洞或缺失，而有些利益集团在这样的变革中，又处于极为有利的得以攫取巨大利益的经济、社会地位，于是就利用手中权力或者各种特权资源来获取在常态社会秩序下所无法获得的巨大好处。

　　二是一些利益集团现处于经济、社会或政治的某种权力位置，并且利用这种地位带给他们的特有权力或者其他社会群体所不具备的特有优势，向社会索取本不该属于他们的巨大财富或利益。

　　林永生：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总有既得利益集团，可能中国的现象更特殊一些。我认为，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或说根本原因，在于摸索中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尚缺乏配套的、完善的体系和制度建设。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带有“威权主义+自由市场”特征的中国式改革必然导致市场要依附于威权，围绕公权力的寻租行为也就在所难免，既得利益集团便由此产生。

　　政府天平需倾向弱势群体

　　中国经济时报：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社会进步与改革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曹新：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不利于中国社会进步与改革，这是肯定的。因为既得利益集团一心只为个人、集团或部门行业谋利，并不在意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显然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如果改革开放成果不能让广大人民共享，只让既得利益集团独占，就会扩大贫富差距和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化，阻碍改革开放的深化，扭曲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破坏社会和谐。同时，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还会滋生权钱交易，扩大权力寻租活动空间，影响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

　　张千帆：既得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将阻碍中国改革和社会进步，导致官僚腐败横行，因为既得利益就是靠公权力寻租发展而来的，所谓“寻租”就是腐败。好的改革对普通大众有利，必然要求和既得利益分利，而推动制度改革的权力最终掌握在官员手里，理性自私的官员必然不会“自废武功”，自动牺牲自己的利益或丧失维护利益的权力。到这个阶段，改革就趋于停滞了。

　　林永生：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使得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资源配置已经处于帕累托最优的临界状态，如果想让某个群体变得更好，就必须损害另外一个群体的利益，也就是说，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已经从普惠时代进入到了利益分割时代，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而且通常会使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改革无限期地被延迟，并使得未来推进改革的成本越积越高。以中国房地产市场为例，国家对房地产政策或者土地政策的任何一点微小的调整，都会在不同集团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利益再分配现象。

　　中国经济时报：房地产政策调整涉及到的利益群体很复杂。

　　林永生：是的。究其原因，房地产市场上的国内外投机者，房地产开发商，希望以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带动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的相关地方政府，以及同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捆绑在一起，已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金融机构，都是阻挠任何一项旨在稳定或者压低房价的改革措施的既得利益集团。由于这个利益集团是我国房地产制度、土地政策改革推进的实质主体，因此，才使得相关改革被延迟或者流于形式。但未来泡沫总会破裂，届时，深化和推进房地产市场改革，让其回归理性的成本可能高得不可想像。

　　中国经济时报：利益集团在任何社会体系里似乎都是存在的，在中国，尽管利益集团受到公众猛烈抨击，但这无济于事。那么，在公共利益明显受损的情况下，抨击与批评恐怕难以消停。当然，诸如“仇富”等现象，也是需要纠正的。

　　张千帆：任何人都有利益，因而都是某个“利益集团”的一分子。这没什么错，每个人都有需要维护的正当利益。事实上，在民主国家，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构成多数的平民百姓，受制于周期性选举和监督的公权力就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既得利益”之所以成为一个贬义词，是因为它依托公权垄断获得了远大于属于自己的正当利益，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在既得利益完全失控的情况下，自然就成为社会批评矛头指向的焦点。

　　林永生：这是一个关乎大是大非的问题，需要辩证分析，有些抨击是有道理的，有些则显得非理性。非理性的抨击通常会把利益集团的范围扩大化，包括富人、官员的整个群体，凸显为仇富、仇官，其原因可能是，在中国的文化和道德语境中，“劫富济贫”式的侠义精神颇有市场。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信息网络的普及，更多民众对利益集团的抨击渐趋理性，他们并不是把矛头指向所有的官员和富人，而只是对那些滥用和依赖公权力而致富的群体表达强烈的不满。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在当前中国的舆论氛围里，人们会赞赏和羡慕诸如“垃圾大王”、“养猪专业户”这样依靠勤劳致富的群体，而对“赖昌星”、“郭美美”之流则深恶痛绝，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既得利益集团本质上是借助于公权力的庇护而赢得市场竞争中的优胜，有违自由和公平竞争的精神，而且易于传递一种扭曲的价值信号——要想致富，不需要敬业刻苦，在权力寻租上下功夫即可。

　　顾建光：公众对利益集团猛烈抨击日益强烈，这方面的抨击主要发生在两种场合：一是在一些“既得利益集团”攫取了巨大的本属社会公共财富的场合；二是在一些强势利益集团对弱势群体或者社会普通公众利益肆意侵占的场合。当出现这类情况时，我们的政府部门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理当挺身而出，站在维护社会公正性的立场保护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保护弱势群体的应有利益。政府的责任，从较抽象的角度说就是要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公共利益，从具体现实的角度说就是要保护社会公众的实际利益不受侵占。一般来说，政府立场的天平应该适度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因为社会弱势群体在与社会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平衡中，通常处于不利的地位。

　　要持续深化和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都说“要打破利益集团”，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利益联盟有实质性的变化，其原因何在?真的是我们经常说的利益集团力量太强大了?

　　林永生：实际上，几乎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任何一项改革政策总会有人反对、有人支持，但最后这项改革是否会推进，则取决于博弈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成本分担。打破利益集团，本质上就是要持续深化和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当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核心任务就是打破行政垄断，深化政治、行政及配套体系改革，这些都会招致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和阻挠。当前，未能从根本上撼动既得利益集团，可能还包括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某项改革和政策的推动者自身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二是他们不是既得利益集团，但认为“兴一利必生一弊”，对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判断不明确，而且对未来推进改革的成效缺乏信心，因而选择了“等等看”，造成改革被延迟。

　　张千帆：如果公权不受人民监督，那么它只会被用来侵犯人民权利、维护既得利益，而不可能指望它打破既得利益或既有权力结构。

　　曹新：只有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打破垄断，垄断行业的特殊利益才能消除；只有加强舆论监督，才能加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只有转变政府职能，才能加大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只有维护司法公正，才能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等等。大家知道，改革就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要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改革，阻力和难度必然很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改革到了攻坚时期、关键时期，只有攻坚克难，才能取胜。

　　中国经济时报：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把责任推到政府身上，认为政府处于各种权力联盟的中心位置，同时也在为既得利益集团辩护，当然，这样的判断未必准确。但是作为公权力，应以维护民众权益为己任，可现实并不让人认为公权力已经摆正了它的位置。从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讲，对于公权力的运行，我们有更大的期盼。

　　林永生：我认为坚定不移地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利大于弊。

　　顾建光：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我们应该允许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也允许它们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是，我们不能允许一些强势利益群体通过一些途径结盟起来，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乃至控制政策资源，以取得垄断性地位，以便为他们攫取巨大财富和利益服务。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政府的立场和态度是最为重要的。

　　政府部门在推进社会变革的过程中，需要制定政策引导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朝着符合社会总体利益的正当合理方向发展。当然，我们的政策取向可能动摇一些强势利益集团的收益和财富，也有可能会带来诸如经济增长方面的某些不利影响。但是，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较，部分利益与全局利益相较，短期受益与长治久安相较，谁轻谁重，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