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链“裂缝”
导读: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天量的“影子银行”资金不但绕开了信贷规模控制,使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受限,还逃避了房地产调控政策,使整个宏观调控效果受到冲击。而最终一旦风险爆发,又只有政府来背“包袱”,实际是纳税人埋单。
“全民放高利贷有点夸张,但最近跑掉找不着人多呢。”8月的一个闷热雨夜,在南京做了十多年资金生意的何老板(音)陷在藤椅里,一边向记者诉苦最近“乱得一塌糊涂”的资金市场,一边呷着闷酒。
他借给一家房地产企业的3000万资金暂时很难收回来了。
这是在当前紧缩政策背景下,民间借贷疯狂的写照。而在资金链的另一端,难调头寸的个人投资者和中小企业却依然趋之若鹜地冀望于形形色色、亦白亦灰的“影子银行”。
日进斗金的疯狂之下,高风险伴随着高收益开始迅速积聚。
央行12日发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经营出现了一定困难,其中部分地区民间借贷利率上升较快,推升了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喝闷酒的放贷老板
6月底,南京某银行的信贷经理带着一家房地产商的老板找到他,问其能否为这家开发商垫还一笔7月份到期的贷款。
这是圈内常见的短期“过桥”业务,银行牵线,承诺先还后贷,很多做资金生意的公司都愿抢着做,有的连抵押担保都不要。
“因为有公司有项目在那,原来的那套抵押东西都在,跑不掉的。”何老板回忆道,“讲好日息千分之二,3000万的垫款资金,一天光利息就6万。”
承诺诱人不等于结果丰厚。
何老板说,当时的说法是,半个月左右,银行办妥手续就再贷给开发商,钱就能还回来。约定的时间到了,银行说贷款下不来,那家房地产商暂时又没有钱还……
谈起上述经历,何老板有些进退维谷。
“你还不好撕破脸皮,因为下面还要跟银行合作,只得捏着鼻子自己想办法。”他说,“打官司成本太高,再说高利贷业务拿不到台面上来。”
来自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显示,去年全市民间借贷案件的收案数量为5000多件,与2005年相比翻了一番。与此同时,案件标的额也大幅上升,几十万元已成常态,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案子也屡见不鲜。
“民间借贷案件量呈现爆炸性增长。仅上个月,我们民一庭就接到50多起民间借贷纠纷案,这一数据是去年同期的3倍。”南京市建邺区的一位法官告诉记者。
记者每天上下班经过其所在法院的门口,公告栏的内容中最多的就是借贷纠纷。
今年以来,大量中小企业缺钱使得民间融资手段日益活跃。
以温州为例,此前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认为,当地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民间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
关于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上述报告认为主要是民营企业主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等,也不排除有少量银行信贷资金间接流入等。
南京江宁区相关人士就介绍说,前几年因火车南站的大面积拆迁,有些原来搞汽修厂的人,获得了上千万元的拆迁款,于是转行放高利贷,月息5分(即月利率5%,合年利率为60%)的民间借贷算低的。
即使经过7月最新一次加息,目前五年以上7.05%的贷款利率也难比上述民间贷款利率水平。
南京一家商业银行的信贷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因为信贷额度趋紧,银行承诺给中小企业的贷款不能及时到位。一些小企业铤而走险借了高利贷,但一般小企业的利润率都很低,十天八天可以负担得起,时间一长如果银行贷款到不了位,这对企业来说就要命了。
0.6% VS 60%
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业是锦上添花有余,雪中送炭不足。每轮货币政策的收紧和调整,都会误伤一些中小企业,在信贷膨胀时,它们获得的贷款并不多,但紧缩时却首当其冲,这是中国式经济周期和调控的必然结果。
对此,央行在上述报告中指出,在货币条件回归常态的过程中,信贷需求的满足难以维持前两年的宽松状态。
“大中小企业获取贷款的难度客观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报告称,“从全国看,中小企业贷款需求的满足存在不平衡性。例如,越是建设项目多的地方,越反映资金紧张。”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称,银根收紧的时候,银行贷款首先满足政府的项目需求和大企业需求,因为政府的项目是刚性的,压不下来,资金有富余了,才给小企业点。
记者获得的一份材料似乎证实了上述分析人士的话。
2010年是江苏“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促进年”,各家银行都加大服务中小企业的力度。但在当年,江苏各家银行5000万元以上授信或者贷款的大客户有10230多户,全年增加了1990户,获得的银行授信额超过5万亿,年度增加逾万亿,实际到位的贷款余额超过23000亿元,而当时全省贷款总量尚不到4万亿元。
也就是说,这1万户企业获得的贷款占到全部贷款的六成,这意味着,在江苏近150万户的企业总数中,不到0.6%的大企业获得了60%的信贷资源,贷款的集中度越来越高,而中小企业的贷款仍然寥寥,去年增量做得较大的民生银行在江苏也就只放了100多亿元的贷款。
信贷的畸形分配
最近多家上市银行的半年报显示,上半年相当一部分资金超募的上市公司把闲钱委托理财,有的上市公司直接开典当行从事高利贷业务。
一些大企业则委托银行放贷款,利息不低于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
记者不久前在苏南采访时,一家大企业老板说,他的企业资产已超10亿元,经营状况不错,而从银行获得的授信也有几个亿。
“今年能从银行贷到款,等于送钱给你花。”他算了一笔账,从银行贷出来1个亿,5000万用于企业发展,再将5000万拆借出去,以年利率40%算,就有2000万的利息,这是净赚的。
当地监管部门官员告诉记者,在信贷的畸形分配之下,不少实体经济的企业已异化为高利贷经营者,他们从银行获得所谓所需要的生产性融资,实际上只是借助这个平台,大量贷款进入他们的资金池后,再流入社会融资链条,不断给高利贷市场补充血液。
值得关注的是,在银行信贷紧张的背景下,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各地近年试点办了不少政府主导型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而在实际运行中,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它们也遮遮掩掩鬼使神差地加入了高利贷行业。一方面拿着各级财政给予的贴息和奖补,另一方面经营着高息的资金生意。比如,一家注册资金为1个亿的有政府背景的担保公司,可能从银行获得高杠杆的担保或者贷款,它就将这笔额度高利借给其他担保公司,再由其他担保公司以更高的利率放出去。
中国的民间资金暗游究竟有多汹涌?
今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表示,“影子银行”在2010年的存量贷款是20万亿元。
这一海量贷款数额已经占据中国去年GDP总量的1/2强。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天量的“影子银行”资金不但绕开了信贷规模控制,使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受限,还逃避了房地产调控政策,使整个宏观调控效果受到冲击。而最终一旦风险爆发,又只有政府来背“包袱”,实际是纳税人埋单。
江苏银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标本兼治”的角度看,要建立健全民间借贷监测与监管机制,应明确落实相关部门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职责,并形成法律震慑效应。
该负责人认为,类似村镇银行、社区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要有一定数量,形成竞争机制。现在社会资金不缺,但各类经营主体实行严格的准入和牌照制,没有有效供应的经营主体就不会有充分竞争,资金价格就难以平抑。总之,出路在于加快金融改革,建立利率市场化和经营主体多元化的金融供给体系,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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