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美国参议院以63票对35票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尽管该法案未如去年9月末众议院通过的《人民币汇率特别关税法案》直接指向中国，且该法案成为法律还需过众议院和奥巴马总统两道关卡，但人民币再度被标杆化已无需争辩。

　　与之前国际市场看涨人民币汇率不同，当前国际市场持续看跌人民币，而美国参议院选择在市场看跌人民币之境况下表决通过货币法案，揭示出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高度政治情绪化，即人民币在美国政治市场博弈中成了“廉价”的替罪羊。

　　毫无疑问，该法案得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其一在于舒默等把货币问题与美国就业挂钩，增加了法案在政治市场的张力。其二则是伴随着中国要素资源对外依存度高企、高通胀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美国制造业回流趋势在持续酝酿并扩散，货币议案有助于加速美国制造业的回流过程，从而在美国国内就业市场上能产生明显的就业岗位扩展效应，这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反对该法案的政治成本。可见，该法案通过，令我们有理由担心，众议院部分共和党议员虽倾向于阻止该法案的表决，奥巴马也直接表达了对该法案的担忧，但在失业高企下，众议员和奥巴马要连任或将迎合性地投票赞成而提高该法案通过之概率。

　　不过，即便该法案最终变身为法律，也更多地具有象征性的政治宣泄意义，对中美经贸的实质影响有限。之于美国，即便舒默等法案发起人也不会武断地认为，单凭该法案就能矫正中美贸易失衡和为美国创造225万就业岗位等。事实上，2005年中国启动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对美元名义升值30%左右，但中美贸易不平衡却在持续扩大，充分反映人民币汇率问题只是影响中美经贸失衡的因素之一，而绝非全部。而对于中国，即便未来中国贸易部门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趋向式微，也不能单纯归因于人民币升值;比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贸易部门冲击更大的是，当前中国国内通胀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

　　坦率地说，近年来人民币持续升值走势未能有效改善中美经贸失衡问题，且中国经济近年来长期维系高增长、低通货之格局，被国内外人士诠释为巴萨效应在中国失灵，即在国别贸易中，若一国汇率持续偏离均衡状态，那么该国将面临较高通胀压力和高利率，从而纳入通胀等后的两国价差效应正好接近于该国汇率均衡偏离程度。应该说，诸多理据显示巴萨效应并未在中国失灵，只是由于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等导致购买力过度流向政府和企业(尤其是贸易部门)使巴萨效应发生变异，即国内有效购买力过度向政府和企业集中虽缓解了国内通胀压力，但却导致了房价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如2005年汇改以来房价等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佐证了，巴萨效应在中国变异成了资产价格上涨替代了传统意义上的通胀反映。而这种巴萨效应受有效购买力发生的变异，加之国内贸易部门所必需的土地、要素资源等不同程度享受政策优惠，致使人民币持续升值并没有实质性削弱中国贸易部门的竞争力。

　　然而，伴随着要素资源对外依存度趋高，可贸易的能源、铁矿石等资源价格的越发趋向国际价格，人民币偏离均衡状态所蕴含的巴萨效应致使国内通胀趋高，加上劳动力价格上涨等，最终国内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逐渐压低中国贸易部门廉价竞争优势。

　　在当前国际市场背景下，中国可以考虑加速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当前选择汇改不仅有助于彻底堵美国国会指责中国汇率的口实，而且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带来的可能是人民币适度走弱而非大幅升值。此外，《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虽然可能成为法律，但贸易战是双方都将设法避免的风险，因此该货币法案具有较高的可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