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经济的腾飞，始于贫瘠现实的挣扎。此地地少、山多，几乎没什么自然资源，既无农业之便，也无资源之利，只能从商业上寻找出路。所幸温州人商业头脑发达，游走四方贩卖商品赚取差价，完成原始积累之后，行商坐贾纷纷转向制造领域，从“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起步。

　　纽扣、开关、皮鞋、打火机“四小件”承载了温州经济第一次转型的重担，在物质匮乏的80年代大放异彩。纵观这一时期，温州工商业的苏醒带有自发的蒙昧色彩。作为计划经济的“漏网之鱼”，温州长期游离于体制之外，却在无意间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草根商人野蛮生长。

　　从商业史的角度看，民间商业的繁荣，往往伴随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清末民初，政府积贫积弱，民族工商业却呈现勃兴之势，在面粉、纺织、制碱等行业涌现出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荣氏“兵船”牌面粉更是远销欧战战场，为国人挣得颜面。回头来看，恰恰是温州的贫弱，令其不被计划重视，反而鲜受政治掣肘，民营经济在面目模糊的市场环境中完成发轫。

　　温州最终迎来现实的责难，于是便有1982年的“八大王事件”以及之后的低迷。“意识形态”固然令人生畏，却无法扑灭“胆大包天”的商人的求富欲望，形势好转，他们便鼓起勇气、踟蹰前行。

　　1987年，温州民营经济迎来另一道坎。过分宽松的环境不免令人懈怠。此前全国各地时而爆出假冒伪劣产品，温州小商品掩映其间。而这年夏天，杭州武林门广场的大火，让温州鞋曝光于全国视野。经此一役，温州货信誉一落千丈，几乎波及整个制造业，手表、商标和低压电器纷纷爆出“伪劣丑闻”，就连朱镕基也开始知道：温州的假冒伪劣商品很出名。

　　向死而生之际，有人一蹶不振，有人痛定思，利用这个契机，开始了制造业升级的漫长跋涉。然而，今天来看，很难认为温州从这场大火中真正得到有益的教训。如今温州制造业名声在外，但除了正泰、奥康、德力西等屈指可数的品牌，多数温州企业仍停留在低端制造环节。

　　更进一步，不难发现，今日温州企业资金断裂、老板跑路的“多数派”，正是这类企业。

　　此类企业多数充当着市场补充者的角色。缺乏技术创新和品牌优势，凭借低廉的用工成本在全球接纳订单，长期依靠微利生存。作为“补充者”，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更具竞争力的对手替代，在先天便处于劣势地位。不幸的是，后天环境也未能及时为其提供成长、升级的发展条件。

　　关于资本的趋利性，马克思在《资本论》自有阐述，大意是说资本总是流向能使其升值的领域。温州人对此早有体会。1985年前后，官方金融政策不对私营经济开放，民间融资成为温州企业发展的重要资金动力，以当地俗称的“抬会”形式存在，民间资本流通量大约超过3亿。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这年温州新任书记董朝才要求银行贷款给国营工厂，结果应者寥寥。董朝才深入调研，发现投入10元，私营企业增值效益高达8元，国企最多1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私营企业当时的回报效率。所以就不难理解，温州民间融资如此活跃、积极。

　　尽管“抬会”最终演变为一场风波，却让温州人体验到资本升值的乐趣。日后温州大量中小企业将剩余资金用于投资，而非设备更新换代、新技术的引进、采用科学管理方式，一方面助长了畸形繁荣的投资火焰，另一方面造成制造业发展的乏力，使其在资本的魔力面前相形见绌。

　　国内第一波炒楼、炒煤、炒石油，乃至炒红酒、炒艺术品者都是温州人。但却无法简单地归咎于他们。一面是节节攀升的固定资产、矿产资源，一面是迅速抬高的原料价格、用工成本和运输成本，形势如此，即便普通人也不难做出利弊之断，何况这些精明的商人。

　　从本质上讲，商人趋利避害，无可厚非。然而，令人遗憾之处也在于此，温州老板将有限的现金流转入投资领域时，恐怕不会料到日后将沦落到借贷无门、跑路跳楼的境地。更让人心寒的是，“靠天吃饭”的现实犹然未变，天生天养、自生自灭，内外之困，商人们无力成长为企业家。

　　倘若将视野抬升，从“温州制造”审视“中国制造”，亦不难发现某些共同的酸涩之处。

　　国庆回乡，与在民营企业做工的亲友聊天，谈及当下，不禁感慨生意难做。他们所在的工厂主产机床，向美国出口，在当地也算小有名气。然而，因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工厂效益节节下滑，从最初的微利转为如今的赔本生产。厂里人心惶惶，老板除了加薪，别无计策可施。

　　这位老板或许更能理解温商跑路的心境。温州的样本意义，不仅呈现改革的出路，也在探明前进的陷阱。时至今日，风潮蔓延，噤若寒蝉，又岂能不说是“中国制造”的集体困境?

　　温州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制造业的回归与提升，然而，这岂是小环境所能左右?纪伯伦偿言：“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当初为什么而出发”。或许可以成为目今中国现实的某种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