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两年的实际情况看，由于货币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从紧缩到突然宽松再到快速紧缩最后到稳健，四年不到的时间，整整经历了四种完全不同的阶段，自然会成为各种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乃至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和关注，围绕货币政策的各种分析、研究和预测也会源源不断。

　　可不，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明年货币政策走向以及新增贷款规模会放在什么水平的分析和预测，又已经到处都是、随处可见了。

　　据报道，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战略管理部副总经理宗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估计，“明年的新增信贷规模大约为8万亿，综合各种因素来看，信贷投放保持13%-14%的增长是比较合理的区间。”与此同时， 瑞穗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 光大银行首席宏观分析师盛宏清等也都持有相同或相似判断，认为明年新增贷款的规模应当在8万亿左右比较合理。

　　那么，明年的新增贷款规模到底应当放在什么样的水平才算合理呢?即便8万亿是合理的，有效性又如何呢?因为，从这几年信贷投放的实际效果和作用来看，规模已不是最主要的问题，结构才是最需要研究和考虑的课题。如果信贷结构不优化、不合理、不更好地体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要求，规模不仅不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反而会变成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影响金融作用发挥的重要瓶颈。

　　以2009年和2010年为例，将近20万亿的天量信贷资金，如果单纯从规模来看，应当相当可观、相当充裕了。如果投放合理，就不应该出现融资难、资金短缺等方面的问题了。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这两年的新增信贷资金大多投放给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开发商，以及铁路、交通等非生产性行业，真正需要资金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支持。相反，得到的信贷支持还没有前些年多。那么，只用规模来衡量货币政策的宽紧以及企业资金的松紧，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货币政策的作用又如何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呢?

　　也正因为如此，对明年的新增贷款问题，除了考虑规模之外，更应当考虑结构，即新增贷款的投放到底应当把重点放在哪里，把落脚点放在哪里。这一问题不解决，规模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保增长、调结构、促民生、保稳定”要求，笔者认为，明年的信贷投放应把规模与结构紧密结合起来，既要从稳定经济增长、预防经济下行风险的角度出发，在今年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些信贷投放，把新增贷款的数量放在8万亿以上，更要从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把信贷投放的重点放在推动经济发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民生改善等方面，尤其要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而不是再像前两年一样，把资金大量投放给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等非生产领域。

　　首先，央行必须给商业银行下达信贷资金投放结构考核指标。一方面，调整和优化现有贷款结构，各商业银行现有贷款中实体经济的信贷比重要提高3-5个百分点，调整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融资平台和开发企业;另一方面，今年新增贷款的60%以上都必须用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支持中小企业的比重不低于30%。对政府融资平台和开发企业，除完成保障房建设任务之外，一律不能增加新的贷款。凡是不按规定发放贷款的，要采取措施，压缩其贷款规模，控制其信贷资金投放权限。

　　第二，加快制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信贷政策。对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划、产能过剩、高污染、高耗能的行业和企业，要在不增加新的贷款的基础上，压缩信贷资金规模，今年至少要压缩10%以上。这方面，央行和银监会可以共同商定具体的政策和办法;对符合产业政策、也没有产能过剩的一般行业，要控制信贷资金规模，保持适度增长;对新兴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中小企业、三农等，要作为信贷资金的主要投向，重点支持，并制定有利于这些行业和企业的优惠利率。

　　第三，根据经济发展要求，灵活信贷投放规模和速度。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十分复杂，外部因素随时都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形成不利的冲击和影响。因此，信贷投放不仅需要考虑经济的需要，还要兼顾外部形势的变化，随时作出调整和优化。如果在外部因素冲击和影响下，经济下行的风险加大，就必须加大资金的投放力度、加快资金的投放速度，确保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

　　总之，明年的信贷规模的确定，不能单纯地看需求状况，还要看经济形势的变化，更要看资金如何分配、信贷结构如何调整与优化。如果信贷结构合理，即便规模小一些，一样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反之，规模再大，也满足不了需求，反而会带来不良后果。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8万亿是比较合理的，前提是结构必须调整与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