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成为当前宏观政策的最核心主题。较之重启投资项目的大张旗鼓，刺激消费的动静要缓慢的多，而且没有减税、收入改革等实质性动作。这不，最近，国家相关部门正在出台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刺激消费政策，并将于近日公布。

　　显然，这不过是前些年老政策的再延续，前些年的实践也说明，这种“激励”很难真正刺激农村的汽车消费。而且就目前而言，较之交通工具，住宅的升级换代才是乡间民众最急迫的任务。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农村出现的第一波新建房屋的浪潮。最近五年，房地产繁荣的时期，进城民工数量明显增加，加上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他们的收入也有较大幅度提高，这直接支撑了近30年来的第二波农村住宅更新大潮。与此同时，农村的攀比氛围也刺激了不少人近些年借债建房。这也是何以近些年农村房地产会如此的欣欣向荣。

　　故而，农民的收入增长，未能有效转化为细致的消费能力，这些财富也被房地产所沉淀。也是为何农村消费始终难以真正发力，“家家小洋房”，但是却难以“家家小汽车”。

　　此乃农村现状。而城市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更是早已经被高房价所裹挟，购置房产占据了他们收入的绝大部分。房地产的过度繁荣，透支了经济成长性，将消费人群数量绝对大多数——农民、城市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都化为“房奴”阶层。

　　消费主力人群的全面债务化，政府和开发商获取巨大财富，中国消费型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这是何以每每经济下滑，就马上转向固定资产投资模式的关键原因。

　　只有解放消费主力人群的“房奴”地位，才能真正刺激他们的消费能量。这就要求政府不能通过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支柱来敛财。而是需要通过公共产品性质的定位，建设合理的保障房体系，让更多的人能够降低“置宅”的刚性需求，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就能完全激发，橄榄形社会才可能具备成形基础。

　　除此以外，高昂的税负亦是形成中国消费困境的关键。就普通民众而言，税负早已经苦不堪言。高昂的个税所得率，低起征点，让中产阶层一直很难在中国大规模成型，再加上社保体系不够健全，民众不得不将大部分的收入用于教育、养老和医疗方面，难以有更多的闲钱用于日常的消费。

　　不仅个税，占据税收大头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等间接税，更是把民众盘剥的十分悲惨，而且民众还很难切身感受到。实际上，企业早就替消费者把这些税交给了政府，然后把税款附加在商品价格上转嫁给消费者，譬如房价里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各种名目的间接税。这些间接税，亦是造成物价房价一直不断上扬的重要原因。若能出台大面积减税计划，定能很大程度上激励消费者。

　　说到“含高税”的物价，自然涉及到影响消费的高通胀议题。物价之高，更在于不断超发的货币。就此而言，促销费，调结构就绝对不可再回依赖天量信贷刺激投资的老路上。否则，下一轮高通胀来临之际，零售总额或可显著增长，但是真实消费水平、民众幸福感则很难同步提高。

　　过去这些年，高房价、高税收、高通胀，“三高”构成了中国民众最主要的消费负担，严重掣肘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只有降下“三高”，民众的真实购买力才能得以显现。故而，刺激消费是个系统工程，单个领域的小方法很难足效。

　　这进一步警示我们，在接下来的稳增长过程中，切不可继续加固过往的增长路径，而应大勇气推进民众需要的结构改革。不然，中国经济遇到的两难困境，只怕会在以往的基础上，更加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