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过去是当下众多城市建设的主题。几乎在同一时间，很多城市掀起了一股复古浪潮：河南开封市要将老城区改造成近20平方公里的实景人文旅游胜地，重现北宋“汴京”时期盛景；山西大同在推行一个庞大的古城修复计划，从而能“回到明朝”；银川要重建西夏古城、苏州要修建“古城墙”、敦煌要建敦煌古城、河北滦县计划复建滦州古城……

　　仅仅在几年前，地方官员更愿意向外来者展示的还是这个城市面积庞大的新区。那时候，城市发展的宣传用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应该是“再造”。不是再造古城，而是再造一个与旧城同等规模的新城。那时候的地方主政官员，是喜新厌旧。在新城拔地而起的同时，旧城中的建筑也被拆迁殆尽。

　　那是什么动力让官员突然弃新喜旧呢?如果说是官员集体真心好古，那也未必不是一个理由。但是在“拆迁式保护”的语境下，你很难想象一个城市的官员会突然意识到保护古建筑就是保留这所城市的灵魂。而如果是某个官员的私人爱好，这更是让人哭笑不得，一个决策官员喜欢古建筑，就复古，如果换个官员喜欢后现代，那全城岂不是要“回到未来”。这些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大面积的好古之风。

　　我们认为，首先要分析的是，官员之前一直青睐的“新”，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的确，“新城”在对地方GDP的拉动上，风光不再。这近十年来的城市扩城运动，的确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乡土中国进入了城市中国。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从新城建设中也获益巨多：一是新城的基础建设投资拉动了当地GDP的快速增长，这已经无需再用更多数据证明；二是新城建设带动房地产建设给当地政府带来丰厚的土地财政，而丰厚的土地财政又反过来刺激地方政府的新城建设。

　　但是，我们的城市化出了问题，即建筑的城市化远远快于人口的城市化，也就是说，房子造出来了，但是没人住。很多城市的“造城运动”，最后就变成了“空城运动”，鬼城、睡城由此而来，这让城市主政者脸上很无光。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依靠“新城运动”而获得土地财政大幅度下降。“新城运动”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已成鸡肋——对政绩无助，对收入无益。

　　而稳增长却仍然是地方政府当下之急。稳增长靠什么?无非是出口、消费、投资。出口显然是疲软，消费不是短时间内能刺激的，最靠谱的还是投资。所以各地推出庞大的投资计划。而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依旧是最重要的一块，投在哪里?新城不行了，旧城成了不二之选。

　　所以在复古潮背后，是动辄几十亿，多则上千亿的投资计划，新一轮的造城运动开始了。还是那批官员，还是那些多的钱，仅仅不同的是，这次造的是旧城，而非新城。可以说城市复古潮，是第二轮造城运动的开始，逻辑与之前的并无二致。谁心里都清楚，仅靠旅游业及相关产业，开封收回数千亿投资既无可能。但是对于城市主政者来说，至少满足了两条：增长稳住了，政绩出来了。至于巨大的地方债务，待后解吧。

　　几年新城，几年旧城，最终被折腾的，都是生活在城里的人。最后，我们要说的是，约束官员的公权力扩张，真的是一个艰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