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塞浦路斯终于和其他欧元国达成协议，在接受100亿欧元援助的同时，塞浦路斯也接受了欧元国提出的条件。塞浦路斯得到了资金援助，保住欧元国的地位，也避免成为第一个退出欧元区的国家，但付出的代价也着实不小。

　　投资人首度承担

　　此次事件源于塞浦路斯政府申请欧元纾困基金时，欧元区财长会议决议塞浦路斯需开征存款税，达到58亿欧元征税目标，才能取得纾困资金。此举几乎形同强制充公塞浦路斯民众财产。消息传出，引发3月16日的银行挤兑、俄罗斯抗议等事件，也因此塞浦路斯即刻勒令银行暂时关门，帐户冻结，以避免恐慌性挤兑。

　　3月19日，塞浦路斯国会否决了欧元区的原提案，因此不至于对所有存款户课税;但依最后的协商决议，塞浦路斯银行的投资人及存款大户，仍需负起共同承担损失的责任。因此，银行优先债的持有者将大幅减少资产价值，银行存款10万欧元以上的存户将被课以高达30%以上的存款税。

　　这样的一套协商结论，势必重挫塞浦路斯“避税天堂”的角色，以及目前资产规模为GDP 7倍的银行业;塞浦路斯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因此估计将大幅萎缩，甚至必须接受再度援助。对于这样的结果，塞浦路斯固然极不愿接受，尤其是首度由“投资人”，而非单由“纳税人”承担损失;但站在欧元国，尤其出资最多的德国立场，当然更不乐见由德国纳税人来负担塞浦路斯的损失。因此，这样的协商结果，也又是一种双方“不满意，但勉强接受”的情况。

　　三大疑问

　　只是，虽然这次惊险过关，但仍引发不安。下面三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这是第一次欧元区国家将纾困的责任由“纳税人”，转为由“投资人”来共同承担;因此，市场担心未来受援助国是会循此相同模式，或是塞浦路斯只是一个特例? 这些顾虑，当然就成为影响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银行资产是否会转而流向他国的重要关键。

　　第二，塞浦路斯是否值得继续留在欧元区，也有不同声音。前年曾来台访问，原籍塞浦路斯的经济诺贝尔奖得主皮萨瑞德，清楚表示塞浦路斯应退出欧元区的立场;另一位著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亦认为塞浦路斯应尽快脱离欧元区，否则经济增长将萎缩20%。因此，最后塞浦路斯是否仍会维持在欧元区内，以及若退出，又是否会引发骨牌效应，都仍是未知数。

　　第三，为防止银行大户资金脱逃，塞浦路斯于3月22日晚间，通过资本管制法案，预计将持续数周。但资本管制的措施不但在欧元国不曾发生，更造成“塞浦路斯的欧元，不同于德国、法国欧元”的怪异现象;这亦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对其他欧元国的信心问题。另外，自3月16日传出存款户将被课税的消息(当时不论存款金额大小皆要课税，只是税率不同)，塞浦路斯银行的存款人都极为紧张，引发当日(3月16日)银行挤兑风暴，塞浦路斯的银行也因此自3月16日暂停营业，原定3月26日恢复营业，但现又延至今天(3月28日)，银行重新营业后之情况亦为重要指标。

　　其实，针对此次以课征“存款税”方式筹措纾困基金，应比较可能是针对塞浦路斯的特例，而不会成为其他欧元区受援国的常态。这是因为塞浦路斯本身并无支柱产业，或说因为银行资产为其GDP的7倍，银行业就是塞浦路斯的支柱产业。因此，若要产生“天助自助者”的效应，在欧元国及IMF要伸出援手时，只能要求银行业参与援助。日后其他欧元区受援助国若需纾困，应可由其他支柱产业参与，因此较不可能由存款户分担责任。

　　而且，塞浦路斯因扮演“避税天堂”的角色，有三分之一的银行存款来自于俄罗斯。因此，当此次塞浦路斯提出总计170亿欧元的援助申请时，德国尤其担心德国的资金是帮助了塞普路斯“来历不明”的俄罗斯存款户，在这些背景下，才会造成首度对存款户“开刀”的情况。因此，“存款税”应仅为塞浦路斯特例。

　　不过，此次负担援助款的责任，由过去几次的“纳税人”转至要求“投资人”共同分担，倒是非常合理，也应会成为以后纾困方案的模式。因为不论欧元区的维护有多重要，要求德国、法国等国家的纳税人，不断替其他欧元区受援助国出资，而这些受援助国的投资人反而都不须承担损失，是真的太说不过去，更何况会引发道德风险危机，所以这也是从这一次塞浦路斯风暴，所得到的宝贵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