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研究资产价格变动的大致有两个流派，一个是那些大多数读者非常崇拜，并在影视作品中进一步被神化的，研究连续时间金融的交易商，凡是通过交易所交易的标的物，都是这一类型的资产；另外一个是闷声发大财的非连续时间金融框架下的大宗商品生产商，比如：土地、艺术品、钻石和铁矿石等等，不通过交易所交易而只是通过传统贸易方式磋商的标的物，其价格可能多年才调整一次，偶尔有零星的成交记录，这类资产的价格形成机制更适合用博弈论来研究。

　　有关中国铁矿石究竟是博弈论还是金融资产定价问题，我始终没有想清楚，铁矿石同时具有这两种定价模式的特征。如果是纯粹的博弈论范畴，我们就应构建参与者的效用函数，并由此演绎策略模型，最终有可能知道各参与者在谈判过程中的最佳策略。从谈判的参与者有限数量及其参与者的稳定性来看，似乎应在博弈论框架内寻找均衡解。但问题在于国际市场上除了淡水河谷和两拓这三大矿山之外，还有一些小型矿石供应商，国内除了宝钢武钢和鞍钢（自有矿石）的三大钢厂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小钢厂，市场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时刻变动的“现货价”，除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低于“长期协议价”之外，这个价格大多数时间都高于“长协价”。由于存在着现货市场和随机波动的价格，使得铁矿石问题也有可能进入连续时间金融的研究范畴。

　　对于铁矿石问题，我是外行。我对于钢铁行业，尤其是有关冶炼技术的知识，主要来自于我的表弟。我仔细地把这个问题想了许多个星期，参考了我能够找到的相关文献，四处请教业内人士和相关专家，其结果是大多数专家对于这种没有经费来源的研究毫无兴趣，而我的表弟则不再接听我的电话了。我只能把我整理的一些思路呈现给大家，而这篇文章从构思到完成，整整花了7个月。

　　中国铁矿石过去的谈判结果给普通大众一种窝火的感觉：我们的采购量这么多，反而求着对方。对方常常不按照我们的意图给大客户打折，反而去和日韩等小客户热络着提价，导致我们只能被动接受他们谈成的一年一度的协议价。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日韩的钢厂可能是效率更高的生产商，由效率最高的生产商去谈价格，意味着他有可能出价最高，因为他能够接受更高的价格，这种高价本身就是对该行业门槛的控制，那些低效率的生产商可能就无法进入到这个行业内了。如果真存在这个机制的话，我们就该考虑如何让低效率的企业今后在中国无法生存，这样我们的优质厂商就可以去谈判价格。

　　所以，我国的钢铁业需要的不是整合，而是分化，一部分应演进成高效率的生产商和高毛利率产品的生产商，这些公司的股票仍然具有投资价值；另外相当一部分钢厂应演化成为代客加工，由其下游客户控制的，只赚取简单手续费的工厂，这些工厂产生的效益类似于固定收益品种，而不具有上市的意义。这种解决方法的原理在于培养出两类钢铁厂，一类是利用自身研发能力和生产技术能够克服铁矿石价格波动风险的高效率厂商，在博弈论框架下，价格始终由最高效率者决定。一类干脆由其下游客户来控制，从而使得铁矿石的价格波动转化成了类似“螺纹钢”价格的波动，而螺纹钢等产品其实是交易所挂牌的标的物，这就把铁矿石的交易转变成了连续时间金融的框架内。这样，铁矿石一年一度的价格波动可以转化为我们时时刻刻在交易所交易的其他标的物来管理，我们有各种现成的手段来克服单纯的铁矿石价格风险，这样就会产生一大堆代客炼钢的加工厂。

　　我们不能指望把全国的钢厂都整合成三大央企之后，就可以决定三大矿山的价格。要么我们干脆接受指数化的铁矿石价格，让其进入交易所，使铁矿石干脆成为连续时间金融的交易标的物，这样反而能简化问题。利用市场价格的波动，更快地帮助我们淘汰落后产能。

　　对于矿山来说，如果他们确认某个买家是最优生产商，就乐意与之达成长期协议价，而不是指数化的市场价格。他们可以将这个协议价推广到其他生产商头上，赚取更高利润。如果矿山无法确认哪个钢厂效率最高，便会倾向于指数化定价。由此看来，宝钢、武钢和鞍钢这样的国内优质龙头企业不仅应去想办法谈判，去买矿山股权，还应想办法加强研发，改进工艺，提升毛利率和生产效率，这才是我们当前应对铁矿石难题的最佳解。

　　此题的另外一解是，如果矿山和生产商都预期未来会有储量惊人的新矿山进入市场，他们可能重估目前的判断，但是这种前景似乎并不明朗。铁矿石可能是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个既可以进入博弈论框架，又可以在连续时间金融框架内定价的资产，我们的困难即在于此。

　　我希望中国钢铁业这些年取得的进步不仅在于满足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上，而更应该体现在创新型产品研发，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节能型的工艺改进等等，对于中国钢铁业的巨头宝钢等央企来说，铁矿石问题只有唯一解，那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行业领头的高效生产商，这就会使得中国夺得铁矿石谈判的主动权。

　　（周洛华 上海建功思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