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前，丁立国将公司名称从“立国集团”改为“德龙集团”，一个德字，自此成为他和德龙的立身之本。

　　丁立国

　　德龙钢铁集团董事长

　　丁立国很清楚，钢铁不是一个讨喜的行业。他甚至一度说过，好像难以启齿称自己是做钢铁的。

　　他创办的德龙钢铁集团是中国制造业500强、河北省重点冶金企业，如今在邢台、保定等地有三个厂区，都在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列。尤其是邢台，根据国家发布的空气质量指数，邢台总在倒数几位徘徊。

　　每年冬天雾霾来袭，钢铁工业便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屡遭限产、停产。在公共场合，屡屡有人毫不客气地质疑丁立国。

　　“环境遭受严重污染，请问贵集团对此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你有没有思考过你的财富，给家乡父老的身心造成了多少伤害?”“你会不会为造成污染而内疚?”

　　丁立国回应：希望你们有机会能到我的工厂去看一看。

　　2017年7月，邢台德龙钢铁厂被评为国家AAA景区。

　　2012年到2016年间，德龙钢铁公司先后投资8亿多元，实施50多项环保深度治理，实现零扬尘、无污水流出、无黑烟排放。如今，厂区绿化面积30%以上，周围建有200米宽的环厂绿化带。2017年7月，邢台德龙钢铁厂被评为国家AAA景区。

　　今年，马云邀请丁立国参加中美企业家峰会首届对话，一句“谁让你钢铁做得这么好，你去最有说服力”，让丁立国感到骄傲。

　　十七年前，丁立国将公司名称从“立国集团”改为“德龙集团”，一个德字，自此成为他和德龙的立身之本。

　　尊严是争取来的

　　车子从宽阔的道路拐进一条小道，两旁由大树变成农田。绕过农田，有一片竹柳林包围的院子，这便是德龙钢铁厂。

　　行政办公楼一层挂着“游客接待中心”的标牌，从7月5日获批3A景区以来近两个月时间里，德龙钢铁厂已经接待1000多人次参观，几辆白色电动观光车载着参观者在厂区流转。

　　韩运红是德龙钢铁团委职工，工厂被评为3A景区后，接待参观团成为她的工作之一。她为此准备了2万多字材料，为全国各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讲解德龙。她在朋友圈贴出74人参观的照片：工厂成为3A景区后的一次大团，这是今天接待的第三波，明天还有三波。

　　“我们的工人都很自豪，跟家人朋友说，自己现在在3A景区上班呢。”韩运红说。

　　员工的反应让丁立国欣慰，“这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最大价值。”厂区环境变化，他自己也有直观感受，之前他有严重的鼻炎，上工厂办完事晚上直接回市区住酒店，“现在我回去就直接住厂里的宿舍，晚上在厂区里散步，鼻子也不会不舒服了。”

　　杨振海记得，以前的厂区树草不多，尘土不少。他在德龙钢铁工作14年，印象最深的是，公司主动淘汰落后产能，拆除厂区四座小高炉，空地全部种树，“如果建别的设备，可以赚钱啊，但是老板全部改成绿地了，我就觉得我们老板的理念有点不一样。”杨振海说，自己每天上班的地方已经不像钢厂，“像个公园。”

　　杨振海说的那几座高炉自2009年相继拆除，取而代之的高炉采用最新BPRT节能技术，每个高炉年可节电1300万千瓦/小时，折合标煤1600吨，颗粒物实际排放浓度由治理前30毫克/立方米降到8毫克/立方米以内，比河北省特别排放限值低47%(河北省排放限值为15毫克/立方米)。

　　冬季，高炉冲渣水余热回收，解决市区居民供暖缺口，夏季进行余热发电。德龙自建电厂通过高炉煤气和烧结余热进行发电，自发电率可达60%以上。

　　同年开建的烧结机脱硫工程，可将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90%，每年削减二氧化硫2600余吨。

　　污水处理工程启动更早，2005年污水处理一期工程投入使用，三期改造升级后，如今已实现废水全封闭循环使用，经过处理的污水达到国家饮用水标准。

　　邢台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司国亮“一喝成名”。

　　今年初，邢台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司国亮在德龙污水处理厂将一杯经过处理的钢厂废水一饮而尽，照片流入网络，局长“一喝成名”。“我在那里喝的次数多了，每次陪同客人或者领导考察，企业告诉客人这水可以喝，我都先喝。”司国亮曾在采访中说。

　　过去，高炉出铁场是德龙钢铁最脏的地方，现在车间里还挂着一幅出铁场改造前的照片，机器、水管、地板、墙面整体黑糊糊一团，地板上材料、工具杂乱成堆。现在，经过改造，“车间地面比办公室地板还干净。”杨振海说。

　　全封闭式环保料场

　　德龙钢铁建成了河北省跨度最大、施工工艺最先进的四座全封闭式环保料场，场内的仪器会及时润湿原料，并设置有雾炮等控制抑尘的设备，解决粉状原料无组织扬尘问题。场内运输车辆也改为LNG新能源汽车，不仅节能25%，且降低有害物排放85%以上。

　　“我们的水、汽、尘、渣基本上都内部消化了。”德龙钢铁厂总经理刘国旗说，目前德龙正在对烧结、炼铁、炼钢各工序进行深度治理，下一步将成为“无蒸汽排放工厂”。

　　曾经，邢台市委书记迫于环保压力，到重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蹲点，德龙钢铁是他常去的地方。丁立国回忆，“实际我们原来环保治理也达标，但是书记希望拔高，找了(我们)许多次，希望搬迁或整体拆掉。我对书记说，我可不可以不搬，你给我一个改造的机会。”

　　近年来整个钢铁行业遭遇寒冬，钢材价格持续下跌，产业发展形势十分严峻。面对行业压力，丁立国依然对工厂提出要求：环保投入不设上限。

　　如今，德龙把工厂环保在线监测数据和政府环保部门相连，在邢台市区公共场所同步显示，接受社会监督。

　　2017年两会结束，邯郸市委书记、市长带了22家钢厂、19家焦化企业到德龙参观，“那些参观者说，没想到钢厂还可以这样搞。邯郸市委书记、市长回去后召开大会，要求这几十家钢厂和焦化企业在11月15日取暖季来临之前必须按照德龙的标准深化改造。” 丁立国说，去年有160多拨人到德龙参观，总共一千多人，而今年半年已经超过这个接待量。

　　曾经差点被勒令搬迁的工厂，如今成为全国钢企争先恐后学习的“样板”，丁立国说，“尊严是争取来的。”

　　用生命衡量

　　丁立国对工厂的环保改造近乎洁癖。

　　今年初，德龙准备引进处理蒸汽排放的设备，把钢厂烟囱往外冒的白烟进行冷却处理，实现完全意义上的零排放。“我选择了一个相对便宜的公司做设计，消烟效果能到90%，但是丁总说不行，必须得到100%，做不到100%就不用它。”刘国旗说，当时的合作单位投资700多万，后来丁立国重新找公司，投资变成3000万。

　　近年来整个钢铁行业遭遇寒冬，钢材价格持续下跌，至2015年创下了15年来的新低，钢铁企业主营业务亏损严重，产业发展形势十分严峻。面对行业压力，丁立国依然对工厂提出要求：环保投入不设上限。

　　很多人不能理解丁立国的“环保洁癖”，包括一些公司高层。“他们觉得，(环保)已经做得不错了，就别再弄了。”为此，丁立国撤过两任总经理。“因为执行力很差，把标准降低了，施工的质量不到位，而且效率低下，拖拖拉拉，没有理解我说‘抓紧做、赶快做、要做好’的意思。”丁立国说。

　　如今，德龙钢铁每吨钢环保运行成本在150元以上，行业平均水平大概在80-100元左右。“按照工业旅游标准，向世界最先进企业看齐”，以这一要求，刘国旗说，公司今年拟在环保改造上再投资7-8亿元。

　　丁立国不否认，把环保做到极致，有曾经濒临被迫搬迁的压力使然，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事情的衡量标准。

　　“从商业行为来说，无上限投入环保是违背商业规律的，所以我们一些集团高管一再劝告我这个事情不要干。但话说回来，你天天算帐，就给自己的人生算最后一笔帐，你账上放着30亿、50亿又如何?当生命终结的时候，你拥有的一切名和财富，全是过往云烟。但如果我做了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等我动不了坐着轮椅，跟孙子孙女说你爷爷有这么一间工厂，让全世界钢铁工业的所有人都竖起大拇指，所有人都是敬仰之态，比赚100亿我还高兴。”

　　丁立国说，有些事情抉择不了的时候，用生命去衡量，答案就简单了。

　　毕竟，他曾经直面过生命消逝。

　　2000年，丁立国发生车祸，颈椎第二节、第三节严重骨折，命悬一线。昏迷三天后醒来，他在医院躺了110天。在病床上，他与佛结缘。家对面的一位修行人送给他一本《西藏生死书》，这本书让他学会了与生命对话。

　　如何才能活得有意义，如何才能让生命在世界上留下美好的印记?躺在床上的丁立国不断问自己。

　　“我就考虑，赚钱是不是你的唯一?事业是不是你的唯一?工作是不是你的唯一?大商留名，小商留利，我在做事业的同时应该以什么来留名?”

　　病愈后，丁立国把公司名字改为德龙集团(之前为立国集团)，“以德立身，靠德打天下，对外诚信经营，对内关爱员工，力所能及帮助更多人，让他们活得更自由、更有尊严。”

　　2002年，公司投资300万元建设集职工娱乐、培训、党团学习为一体的德龙文化活动中心，并投资200万元对4幢职工宿舍进行全面装修，实行公寓化管理。这一年，德龙专门成立团委，团委和员工一起筹建了员工互助基金，每年组织一次捐款，帮助困难员工，在医保之外给予一定的补助。2003年，公司投资300万，用3个月时间完成职工食堂的全面改造，在“三星级”标准的餐厅，员工只需三五元就能够吃得很好。除此之外，德龙在2012年和2013年投入一亿多元为员工新建了职工之家和职工公寓，进一步改善员工生活条件。

　　丁立国用“洗心革面”形容“重生”后的自己，他毫不避讳自己曾经在企业规模尚小的时候，不够关注公共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

　　在提高德龙内部条件的同时，丁立国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在河北理工学院设立“立国济困资助奖学金”，资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为“非典”、地震捐款，资助企业附近的小学改善办学条件，为企业所在村庄兴办电力、水利工程、修路、修桥，共计出资6000多万元。

　　在丁立国看来，这是他的现世修行。

　　“一些民营企业为什么寿命那么短?关键就是没有信仰，企业领导人对金钱的态度有问题。”丁立国说，没有信仰就好像一个人没有灵魂一样，做什么事都没有敬畏心，没有敬畏心就不管不顾，容易犯错。

　　丁立国曾先后跟几位师父学习佛法，其中一位师父净慧老和尚去世以后，丁立国在家里设置佛堂，将师父舍利供奉其中，常去佛堂敬一炷香。

　　“我去敬香看似是个形式，其实是一种敬畏心。在敬香那一刻，那一拜，是把内心沉下来，知道自己不是神人。”

　　慈弘基金会以教育救助为主要关注领域，项目集中在青海、甘肃、贵州等贫困地区的学校。每年，丁立国都会抽出时间到项目地呆几天。

　　也有眼泪需要释放

　　不满足于零散捐赠，2010年9月，丁立国和妻子赵静发起成立慈弘慈善基金会，开始平台化、计划性、有序地做慈善。

　　慈弘基金会以教育救助为主要关注领域，项目集中在青海、甘肃、贵州等贫困地区的学校。每年，丁立国都会抽出时间到项目地呆几天。

　　今年五月，在贵州省纳雍县新房乡新联小学，丁立国一行人准备离开，突然有四个小姑娘跑过来叫住了他。第一反应，丁立国以为她们会提一些帮助的要求，之前他遇到过这种情况，在自己资助的学校里，有学生私下提出需要帮助。

　　他正准备倾听，四个小姑娘在他面前停下，说，“谢谢您，我们想给您鞠个躬。”

　　四个小身板刚一弯曲，丁立国眼泪瞬间掉了下来。

　　“我们在城市的人，或者是生活更好的人，老是想着去帮助别人。其实(帮助别人)是对自己有帮助，它唤回你人性的原本，善、慈悲、珍惜，还有感恩，也会激励你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人。”丁立国说，那一刻，做慈善真正触动到自己的内心，他感谢被自己帮助过的人，这些人的感恩之心帮他找回自我。

　　这也是他再忙都要亲自参与项目的原因，“我也有眼泪，也需要有释放的地方。”

　　丁立国把公开透明看得重要。慈弘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庄伟说，从基金会成立始，项目每一个环节都透明公开地公示，“我们很注重这一点，愿意让社会公众，包括我们捐赠人，我们企业都能够看到每一分钱发挥了什么作用，如何一步一步抵达最需要的人群那里。”

　　2013年，慈弘慈善基金会被北京市民政局评估为5A基金会。

　　如今，慈弘基金会开展了悦读成长计划(慈弘图书角、小树苗计划、科普讲座)、一对一助学计划、阳光之家等项目，在青海、四川、云南、甘肃、广西、河北、广东、贵州、北京九省(区、直辖市)设立县、乡、村一级学校助学点756个，村一级小学项目点近700个，惠及学生668,910人。

　　第二排右一为慈弘基金会秘书长庄伟

　　庄伟谈到基金会核心项目图书角时说，“十年前未成立慈弘时，我曾到访美国、北欧的小学，发现教具、图书、玩具都在孩子们触手可及的地方，孩子们一眼就能看到，只要能看见就愿意摸一摸、翻一翻，这是个氛围的营造。”

　　慈弘慈善基金会把绿色的书柜放在教室后面，孩子们目之所至、触手可及，班级选举图书管理员负责记录借阅，评选阅读之星予以奖励，以激励孩子们阅读。

　　韩运红跟着慈弘慈善基金会一起做过乡村小学阅读调查，发现有些状况令人哭笑不得，“在一所学校有个‘土豪’图书馆，典藏18万册，是别人捐赠的。但是图书馆的门锁着，书的种类也很无语，《新婚姻法讲话》《当代中国权力规范的转型》《江苏农业气象气候灾害历史记事》……这是小学图书馆，就给孩子们看这些吗?”

　　“慈弘图书角的书目是分级阅读书目，很专业化，根据孩子的心理发展、认知发展、社会性发展三个维度，请儿童出版社编审、大学教授、教育专家、爱好阅读的学生四方面团队，共同制定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阅读的书目，两岁一套书目，放在不同年级的教室里。”庄伟说。

　　今年5月，丁立国在贵州纳雍县乡村小学做图书角项目验收时，看到一个小男孩读法国儿童哲学绘本《生活是什么》，便问他“那你说生活是什么?”小男孩回答，“生活就是自信和希望。”丁立国感慨，一本书也许真的能唤醒他对人生，对希望的一种期许。“有时候想想，可能有的人本来家庭困苦，有的人在困境中不好面对，走不过那个关口，但他因为看到这本书，有了这个信念，他就走过去了。”

　　“经常跟庄伟走到我们资助的地区、人家、学校、村庄去看，每一次都是洗礼，每一次都是释放眼泪的时间，蛮好玩的。”丁立国说。

　　但不一定都是感动。

　　在一次对贫困儿童家访的过程中，丁立国感受到了愤怒掺杂着痛苦的复杂感情。

　　下雨天，一对三四岁的兄弟窝在家里，木质的房屋残破不堪，雨水从屋顶往下漏，床上尽湿。其中一个孩子严重感冒，已经是中午，两个孩子都没吃饭。随行的县干部介绍，这对兄弟的爸爸判刑在监狱，妈妈跑了，奶奶为了生计到镇上学刺绣去了。

　　丁立国的痛苦和愤怒都写在脸上，他对县干部发火了，“要换我们公司的人我早抽他耳光了，这工作怎么干的?我说你赶紧把他们家房子给我修好了，钱我来出。”

　　那一整天丁立国都很沉重，“社会有时候真的很不公平，没办法，我们能做就多做。”

　　2017年5月17日，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成员Peggy Dulany到访丁立国的私人博物馆，与其交流慈善。

　　“我们的基金会”

　　李建强2012年来到德龙，他知道在公司之外老板还成立了一家基金会，但他不知道基金会具体在做什么。

　　他第一次见庄伟就问，“老板成立这个基金会干什么?是不是也是赚了钱之后想求个名?”

　　庄伟把丁立国因为车祸对人生和财富的思考给李建强讲了一遍，也对慈弘基金会的项目做了具体介绍。她告诉李建强，“我们是真的想要帮助孩子用知识改变命运。”

　　话虽如此，但李建强对于遥远山区孩子们的世界，依然只有模糊的认识。

　　2013年，丁立国在德龙公司内部建立志愿者轮岗制度，每年挑选优秀员工跟随基金会一起到项目地做一个星期的志愿者服务。“因为基金会确实需要志愿者。当然更重要的，希望他们能够像我一样去感受感动，学会感恩和珍惜，在这个过程中，认识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认识德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除了挑选优秀的员工，有些工作中犯了错误的员工也要去，“接受洗礼。”丁立国要求每个人参加志愿服务回来都要写感想，发在公司内部网络和报纸上。据德龙公司的员工说，曾经有位中层做志愿服务敷衍了事，被丁立国通报批评，降了级罚了钱，罚款也捐给了基金会。

　　李建强是德龙第二批志愿者。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到了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当地的贫困还是超出他的想象。他对贫困家庭的孩子挨户家访、发放奖助学金、验收图书角阅读成果、和孩子们聊天，不到一周时间，李建强对老板的基金会产生了钦佩，“还是得亲自经历，反正我是服了。”

　　和李建强一起去做志愿者的同事钱包都空着回来，有人直接联系贫困孩子，私下结成一对一帮扶资助。李建强把所见所感发在朋友圈里，包括贫困孩子的家庭环境、图书角借阅登记册，还有一些陪孩子们玩的照片。他说，基金会的每一分钱真的都花给孩子们了。

　　李建强的几个同学找到他，希望能够跟着一起去做志愿者，“他们说哪怕自己承担食宿路费也要去，让我下次去一定叫上他们。”李建强有些为“德龙人”的身份自豪了。

　　口口相传的作用很大，身边同事拍的照片比基金会在网上发的照片“感受强太多了”，德龙的员工知道了基金会在做什么、怎么做，认同感加强，开始觉得，那是“我们的基金会”。

　　德龙公司内部每年都会组织员工为基金会捐款，不强制，金额也自愿。德龙工作人员说，捐赠金额一直在上升。

　　“99公益日”是德龙公司和基金会最大的融合，庄伟说，大家已经把做公益当成了一件快乐的事，“99公益日的时候德龙集团所有员工都参加，我们在集团里号召大家一元钱参与公益、传播公益，大家很开心，都纷纷参与、转发，当成一个公益的欢乐的海洋。”前两年99公益日，慈弘的人气都排名全国前十，今年，慈弘募集善款突破453万，“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庄伟说。

　　丁立国欣慰。“我们基金会虽然规模不大，但也算有影响力，我自己有信心，不会担心捐得没别人多，或者说撒的面不宽，别人会不认同。我自己内心是很骄傲的。”

　　丁立国把人生分为三阶段：生存、生活和生命。与此相应，他把财富也分作三个阶段：个人的、企业的、社会的。

　　“早期创业的初衷很现实，要解决生存问题。那时候几百万、几千万的财富是满足自身需求。随着事业的推展，有了几亿、十几亿、几十亿，这个阶段属于企业及事业的追求。第三阶段，资产过百亿，这时候财富跟我自身关系不大了，只是数字的变化，它已经属于社会，我只是这个阶段的管理者。”

　　来到人生和财富的第三阶段，个人荣誉已经被丁立国看得很轻——他曾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第十六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劳动模范，他退出了所有的荣誉性职务。如今，他想更多地追求企业和个人的社会责任。

　　丁立国在多个场合提到“狂而克”。“狂并非狂妄，而是有理想和追求。克则是理性面对，有节有制。”狂者勇往直前，克者胜己之私。丁立国说，这是成功人士的必备素质。

　　“我们创造财富，我们也做环保、承担社会责任，同时跟着庄伟做一点慈善，力所能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也不为这个事去求名，这里面本身也没有利，但是我们自己心安，也能赢得别人的尊敬，我认为这个是比我有多少财富都欣慰。”

　　丁立国已经想好了，等他退休，就去给庄伟打工。